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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辽沈决战》一书的编撰工作

来源:《党史博览》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30日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西、沈阳、长春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但解放了全东北,而且为后来大军入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战役的史实,牢记革命成果来之不易,1983年锦州市辽沈战役纪念馆搜集整理了有关辽沈战役的一些回忆文章汇集成册,拟起书名为《辽沈决战》,准备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呈请原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云为该书题写书名。7月7日,陈云欣然题写书名。在题写书名后,陈云了解到该书只是收入了战役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其中作者大部分是部队的指挥员,内容也大部分是战斗回忆,而且文章大部分以前都发表过”。作为辽沈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关心和负责,陈云认为这本书有必要重新编撰。

发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

1983年8月上旬,陈云就《辽沈决战》一书的编撰方针和方法问题同秘书先后进行了八次谈话。8月9日,根据这些谈话整理为书面意见,形成《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

对于编撰《辽沈决战》一书的意义,陈云认为,“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一本回忆这个战役的书是必要的,这对于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义”。

与此同时,陈云认为,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该让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过程,还应该让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与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相比,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组织力量是最弱的。然而,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之所以能出现那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陈云认为,虽然“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

陈云分别从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他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作用”:第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部队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二,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第三,动用了正规部队剿匪;第四,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队伍也才有充足的兵源、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较量;第五,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这样使军队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第六,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在陈云看来,“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基于上述思考,陈云认为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书中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本原因”。

为了把这本书编好,陈云还提议邀请几位当年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如张秀山、王首道、马洪、韩先楚和刘震等主持编撰工作。同时,把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作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它合编。书编好后,送交中央军委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把关。关于编撰工作可能会花上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陈云认为“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陈云充分肯定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义,对全书的结构、基本内容,甚至请哪些有代表性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录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不仅成为编撰《辽沈决战》一书的指导思想,后来还被该书收录作为序言。

1983年8月13日,陈云召集黄克诚、韩先楚、冯文彬、张秀山、马洪以及辽沈战役纪念馆有关人员,在中南海召开《辽沈决战》一书改编问题座谈会。经陈云提议,会议决定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辑工作由王首道、韩先楚、张秀山、刘震、马洪等负责。

此后,陈云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就该书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其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编审小组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由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当时尚未恢复正常,客观公正地评价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后,成了千古罪人,对于林彪的历史贡献基本上讳莫如深。然而,如果不客观、公正地评价上述问题,那么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就很难令人信服。正如陈云所说,“有关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作用问题是两个敏感问题,但在编写时都不能回避,否则这段历史说不清”。

对于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陈云早在1981年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就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他还指出:“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陈云谈及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对苏联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1984年9月,陈云同前来看望的萧华谈《辽沈决战》一书编写中的几个问题,当谈到如何写苏联红军时,陈云说:“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同年12月24日,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陈云再次提到苏联的援助。他说:“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法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实际上,对于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陈云1977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对《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的审查时就说过:“林彪在决战前夕说南下粮食有困难,这是不对的,当时我管粮食,我知道。但是,他提出先打长春还是对的。问题是打下义县,不打锦州,还要回头打长春,这就不对了。当时,从敌我力量的对比看,战略决战的时机已到;从我方在各地的力量看,东北兵力最雄厚,应先从东北下刀;在打法上,应该‘关门打狗’。”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陈云对林彪的军事贡献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陈云同萧华谈《辽沈决战》一书的编写中的几个问题,当谈及林彪问题不好处理时,陈云说:“林彪开始也说要‘死守马德里’,但后来改变了意见,不主张占大城市了。那时如果用骨干部队去和敌人硬拼,就把骨头拼坏了。1946年抚顺会议之前,北满分局给东北局打过一个电报,提出东北局是否已下决心‘放弃大道,占领两厢’?如果确已下了决心,就应当迅速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到农村进行剿匪和土改。所以,林彪那时从四平、长春撤下来是对的。但林彪也有错误,主要是在辽沈战役中,打下义县后他不敢接着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在这个问题上,他接受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所以,在写辽沈战役时,要讲到林彪,但重点写罗荣桓,他是政委。”

针对林彪叛变后,有些人因为过去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头来的现象,陈云指出:“林彪没有垮台前,四野很吃得开,尾巴翘到天上。林彪垮台后,四野有点抬不起头来。其实,四野还不是关里派去的军队,还不是党的军队?林彪是林彪,四野是四野。”陈云指示,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中“要吸收四野一纵的一二篇文章。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林彪干了许多坏事的人,其余的不要使他们因为过去曾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头来。林彪是林彪,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样,高岗是高岗,高岗的老部下是高岗的老部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后来,陈云又谈道:“要把林彪和林彪部下加以区别。以前有一个时期,林彪的老部下很神气,现在又有些灰溜溜。这本书附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名单,要把他们的名字也列上,说明他们对解放东北做过的贡献。”

如何看待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的意见分歧

在编写《辽沈决战》过程中,遇到的另外一个争议就是如何看待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的意见分歧。当时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否认存在分歧;一是承认存在分歧,坚持1948年东北局所作的决议。围绕这一争论的焦点是,《辽沈决战》一书要不要收入《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综述》,以及这一综述中要不要引用1948年东北局决议。

针对上述两种意见,陈云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和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

一方面,承认东北局内部在解放战争初期工作方针上有意见分歧。他说:“当时的方针是通过独占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来独占东北,而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不应用主力部队死守大城市,同暂时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硬拼,而应把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通过建立根据地,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大城市谁不想要?问题是当时要得了要不了。如果不是以后东北局在1946年召开会议,作出‘七七’决议,改变了以前的方针,结果很可能不仅大城市占不住,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会被推迟。”因此,“1948年决议指出,东北局初期在指导方针上存在错误,这是合乎事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另一方面,陈云认为也要看到1948年决议的局限性。首先,它“只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后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部署今后工作而制定的,并不是解决方针问题的文件”。其次,“对东北局初期方针上的错误分析得也不够全面”。陈云举例说,不能简单地说,出现错误是“对敌人的和平阴谋抱幻想”,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危险倾向”。

另外,1945年12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方针后,东北局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虽然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但只有六个月就通过东北局自己的努力予以纠正了,还不能说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陈云认为,这个决议作为历史文件可以收进《辽沈决战》,但《综述》中只要引用“七七”决议就可以了。

对东北局初期指导方针上的错误的原因,陈云认为,是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们进入这个地区的时间不过几个月,敌人的兵力也有变化,因此,对东北的情况还处在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和战问题、作战方针问题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当时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上提出的一些意见,而不应当把个别意见同实际情况不符说成是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

由于这一争论未能平息,综述问题一拖再拖。

1988年2月,陈云就《辽沈决战》一书综述问题致信杨尚昆,指出“这本书前面一定要有一个综述,以便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了解辽沈战役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对于综述中有不同意见的地方,陈云认为可以“采取回避的办法”,作一定的修改。综述修改工作由伍修权、张秀山、王首道主持,改好后由杨尚昆把关。

遗憾的是,这一争论最终未能平息,根据有关方面意见,综述未放进《辽沈决战》一书中。陈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关于《辽沈决战》一书要有一篇综述的意见,希望将来终有一天能够发表。后来,编审小组经过研究和讨论,以韩先楚署名的《东北战争与辽沈战役》一文作为全书的概述。

在陈云以及编审小组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10月,在辽沈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辽沈决战》(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100万字。书中除收录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文献、电文外,主要收录了60篇高级干部的回忆文章。此外,还收录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所写的辽沈战役纪实方面的文章。

在《辽沈决战》一书编撰过程中,陈云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相关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这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史观。虽然陈云没有明确地说过“研究历史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对党史国史中的许多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常常会强调对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人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或者说,只有这样评价才符合历史唯物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陈云就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对于弄清党史国史,总结经验教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党史国史研究中,我们应以陈云为榜样,秉笔直书,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