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重要文章中，谈到唐明皇在其统治后期“侈心一萌，邪道并进”。“侈心一萌，邪道并进”出自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陆贽的《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此文总结了历史上和唐代各君王的治乱经验。陆贽指出，唐玄宗在30年盛世之后，便放松懈怠，“耳目之娱渐广，忧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侈心一萌，邪道并进”既是对君王的劝诫，更是对政权的警告。它揭示了一种政治危机：一个崭新的政权在其上升时期，通常会励精图治，使百姓安居乐业。但及至鼎盛，往往贪恋权力和物质享受，甚至与民争利，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灭亡。我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王朝更迭正是这一危机的真实写照。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的魔咒？问题的实质在于执政者如何自我约束。

　　人能否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或有“原罪”，或具“狼”的本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能等待救赎或者弱肉强食。因此人无法自我约束，人的行为必须依靠外在力量，如上帝或法律的制约。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儒家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人与生俱来的善端，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根本表现，道德乃是人的根本属性。因此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将人的本性彰显出来，将放逐的本心安放归位，即可实现道德自律。所以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此说来，自我约束的力量来自人性自身。由于主张“仁者人也”，天地万物乃由“一体之仁”贯通，在处理人的各种关系中，不强调差异、矛盾和对立，而是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人、物、我的和谐一体促成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以“大一统”的视角看待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党派的倾轧争夺是不可取的，只有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政党才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本性使其具有道德自律的能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应该，也能够做到自我约束。约束的力量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外在制约立竿见影、强力有效，因此党纪国法是共产党人的纪律底线。此外，内心的谦冲自牧也非常重要。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通过道德教化保持人的良知，人才能主动自律。另外，对于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而言，仅守底线显然是不够的。这一目标要求共产党人不仅要增强自我约束能力，而且要拓展自我成长空间。

　　自我约束首先来自于对历史规律和人民力量的敬畏。“侈心一萌，邪道并进”提醒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时刻不忘自我约束。一旦萌生贪念和懈怠，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各种邪道就会蜂拥而至，从而把自己置于“被围猎”的困境。葬送个人前途事小，葬送党的事业和民族命运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自我约束更来自于道德修养。道德修养要在助推他人他物中完成，这即《中庸》的“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人民利益和天地苍生为己任，自然远离“侈心”和“邪道”。“成己成物”的道德修养既是自我约束，更是自我提升，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建功立业。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鼎足，这是儒家赋予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在此立场上，“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是不可思议的，“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才是人心的基本认知。因此“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对共产党人仍有启示：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并非一时的高官厚禄，而是来自历史和人民的永恒评判。

　　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时代共产党人，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能够在强化外在监督的同时，强调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行和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党与西方政党和封建王朝的本质区别。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下，共产党人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在自我约束中不断成长，将个人“小我”的成长汇入民族“大我”的前进洪流之中，进而续写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相比法制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是对一个政党的更高要求，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艰难之路。但唯其艰难，方可伟大，这条艰难之路更是一条实现自我价值、引领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