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长期担任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并在人民军队中担任过众多独当一面的领导职务，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贯彻执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张鼎丞在军事上的成就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的贡献知之不多，本文将就这些方面作一概述，以弥补研究的不足。

　　一、高举义旗，领导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革命危难关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鼎丞，被从广东大埔县青溪保灵寺小学召回到家乡永定县溪南区做农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颇有建树的军事斗争。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大埔农民武装暴动的宝贵经验，使张鼎丞认识到组织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和南昌起义的影响下，张鼎丞开始建立秘密的武装组织――铁血团，着手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他从领导溪南区农民的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随后转入到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斗争，使斗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溪南由此成为永定农民运动的中心，武装暴动的时机也日趋成熟。

　　为了镇压永定农民的革命斗争，驻漳州的国民党军张贞独立师派遣江湘支队进驻永定，把“清乡”的重点指向溪南区金砂乡，并突袭中共溪南区委驻地――金砂公学，逮捕了区委书记等6名共产党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1928年6月中旬，中共永定县委决定举行全县性的农民武装暴动，并推举张鼎丞为暴动总指挥，商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战术，以攻取县城为目标。

　　6月29日，永定湖雷、金丰地区农民首先举旗暴动，引诱国民党驻军主力出城镇压。7月1日凌晨，张鼎丞与县委其他领导人率数千农民武装，兵分三路一举攻破县城，并英勇地同敌人展开决战。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双方激战5小时后，暴动队伍被迫退出县城，转而围城。后根据邓子恢的建议，暴动队伍撤回各乡村，随即开展土地革命。

　　张鼎丞率暴动队伍撤回金砂后，立即以铁血团成员为主，挑选200多人组成红军营，并自任营长。这是福建最早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张鼎丞等还帮助建立了十几个乡苏维埃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着手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在溪南一带实行红色割据达半年之久，溪南区成为福建农民武装暴动后第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

　　永定暴动震撼八闽大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接到永定县委关于暴动的书面报告后，对闽西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根据省委的指示，龙岩、永定、上杭3县农民暴动武装汇合在永定溪南，随后相继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闽西暴动委员会、闽西红军第7军第19师，张鼎丞分别担任特委组织部长、暴委副总指挥兼任闽西红军57团团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鼎丞、邓子恢率领刚成立不久的闽西红军到永定、平和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新区，并向龙岩、上杭等县发展。后来，迫于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和国民党的强力镇压，闽西党组织决定实行战略退却，把队伍分散回各地坚持斗争。

　　永定暴动，是福建农民武装暴动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在这次暴动中，张鼎丞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挥了最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对于永定暴动的意义和影响，张鼎丞在后来的总结中指出：“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虽在武装斗争中受到一些挫折。但是，闽西整个斗争形势仍然是向前发展的。永定溪南、龙岩白土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口号已经在全闽西人民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群众工作在杭、永、岩各县已由点到面，普遍深入开展，……同时，金砂、蛟洋、白土暴动的武装力量仍然存在，继续开展着游击战争，党与群众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金砂地区群众也保住了土地革命的果实。所有这些，都为红四军入闽开辟大块闽西苏区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二、创建红军，为建立、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1929年春夏，闽西革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这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跃过汀江，直插闽西腹地。5月25日，张鼎丞率永定红军游击队主力配合红四军一举解放了永定县城，并担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张鼎丞领导地方武装主动出击，并且发动了永定数十个乡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基本扫清盘踞在永定各地的军阀残余和民团势力，全面打开了永定的局面。7月上旬，闽西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张鼎丞任党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上，张鼎丞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

　　中共闽西“一大”以后，为了粉碎国民党闽粤赣三省军队的“会剿”和响应中央的号召，红四军主力先后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张鼎丞与四纵队司令员胡少海率部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他们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率部消灭团匪，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辟新的根据地。其间，四纵队不但自身得到发展，而且帮助建立了地方武装，这些游击队、赤卫队后来上升为主力红军第12军。到年底，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建立了6个县和50多个区、40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兵分两路向赣南进军。刚参加完古田会议的张鼎丞率领四纵队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宁都。在2月上旬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以及赣南、赣西特委联席会议上，张鼎丞当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便参加了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至6月才回师闽西。在赣南的半年时间里，张鼎丞、胡少海率领四纵队“经过了十三个州县，参加了几十万农民群众的斗争，打通了几千里赤色区域，学习了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四纵队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显著提高，人员增到1400多人，成为一支既能征善战又能做群众工作的劲旅。在6月召开的汀州会议上，四纵队与红12军之第一纵队合编为红21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0年7月以后，张鼎丞先后担任闽西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任职期间，正值闽西苏区遭受“左”倾错误干扰及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张鼎丞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一时期，他主要的革命贡献表现在：

　　一是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张鼎丞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正确扩军路线，用逐步升级的办法，于1930年11月组建了红军新12军等地方红军。1932年2月，成立了福建军区；下半年，又先后成立了独立第八、九、十师，在此基础上，1933年3月组建了红19军。此外，还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独立团，设立了3个军分区，负责领导各县的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在张鼎丞的领导下，闽西苏区的工农群众把自己的子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红军中去，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据不完全统计，闽西苏区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就扩大红军达3万余人，闽西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故乡。

　　二是领导闽西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从1930年下半年起到1931年底，闽西苏区经受了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张鼎丞作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与特委成员一起，大力扩充地方武装，制定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并亲自指挥地方红军、赤卫队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收复了长汀、连城、宁化、清流等大片地区，使闽西战场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在主力红军的帮助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从而使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打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全力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1932年三四月间，中央红军组成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作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省委、省苏成员一起，做好政治动员，供应充足粮食，指挥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并组织工农群众运输队上前线，使闽西苏区成为东路军攻打漳州的重要依托，确保了漳州战役的胜利，从而使闽西苏区从闽西北发展到闽南地区。到1932年下半年，闽西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大到9个县和1个市，进入了全盛时期。

　　张鼎丞担任闽西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正值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闽西苏区贯彻之时，张鼎丞等从闽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与“左”倾错误执行者相悖的军事斗争意见，因此先后被扣上“新右倾”和“罗明路线”等帽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终被撤销了省苏主席和省委常委的职务，改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被派到基层筹集粮食，直至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三、及时转变战略，领导艰苦卓绝的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主力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决定张鼎丞留在苏区。此时，敌人大军压境，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迅速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即从正规战转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在退却中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张鼎丞牢记毛泽东的叮嘱，决定回闽西去打游击，在得到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人项英、陈毅同意后，回到了长汀县四都山区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张鼎丞向当时的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建议，赶快分散力量打游击。但万永诚仍然主张集中兵力与敌人决战，不愿意采取分散游击的战术。张鼎丞便提出回到上（杭）、永（定）、（龙）岩一带去坚持游击战争，万永诚要他以福建省委代表的身份去那里指导工作，但只给任务，不给一人一枪。张鼎丞只得找到刘永生、范乐春、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并从军械所捡了一些旧枪和手榴弹，带上了一部分红军家属，便冒着风寒向永定进发。

　　张鼎丞一行10余人冲破敌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返回永定金砂后，通过中共永定县委负责人联系上先前由中革军委派到闽西南坚持远殖游击战争的红八团、红九团。张鼎丞在永定下洋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分析新的形势和环境，并指示他们今后要独立自主领导革命斗争，要十分注意保持革命的有生力量，使与会者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会上还确定成立由张鼎丞任主席的闽西军政委员会，从而结束了主力红军转移后闽西各级党组织与红军部队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张鼎丞在会上初步提出的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观点和主张，对于闽西红军游击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于干部和群众坚定革命胜利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时开始，闽西事实上已初步实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成为中央苏区所属几块苏区中最快最及时转变战略的游击区。

　　1935年3月底，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部从赣南突围转战到永定与张鼎丞会合，大大加强了闽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在随后召开的闽西南党和军队领导干部会议上，适时地转变战略方针，把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转变为开展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且制订了与这一任务相适应的斗争策略和作战部署。会上还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为闽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从此，闽西南地区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全面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与张鼎丞等及时转变战略的做法相反，由万永诚等人领导的福建军区拥有三四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在长汀四都一带坚守，结果丧失了突围时机，最后全部牺牲，省级机关停止了活动。福建军区被打败以后，国民党军气焰极为嚣张，扬言要在3个月内肃清闽西的“残共”。在对敌斗争中，张鼎丞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对敌斗争的策略，如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搞“白皮红心”，等等，再加上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最终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期“围剿”，而且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红军游击队逐渐掌握了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1936年以后，张鼎丞领导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顺应形势，紧跟中央部署抗日反蒋，后来又从“讨蒋抗日”转变到“联蒋抗日”，迅速展开了和平合作运动。在和谈斗争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十分注意有理有利，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最终闽西国共双方达成了和平合作协议。根据和谈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西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命令闽西南、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此后，张鼎丞领导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整编工作，成为新四军的创建人之一。

　　四、东进敌后，痛歼敌寇，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张鼎丞等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支到达苏皖抗日前线后，为了使二支队尽快适应从山区到平原水网地区、从内战场到抗日战场、从游击武装向正规部队的转变，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经过整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正规的建军制度，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二支队初步实现了从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变。

　　6月旬，张鼎丞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开到宁芜（湖）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句容、当涂、溧水、高淳一带，打击日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坚持江南抗战中，张鼎丞、粟裕率领二支队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壮大自己，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异常复杂的京沪杭地区，与日伪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发展统一战线、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党组织、建立根据地等各项任务。

　　在发展统一战线方面，二支队先后帮助组建了当涂、宣城、江阴、溧阳等县的抗战动员委员会，张鼎丞亲自与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接触，尽可能团结各阶层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和参加抗战；在壮大队伍的过程中，张鼎丞、粟裕等按照“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武装，到1939年4月，二支队已由原来的2700人发展到6000余人，还建立和发展了以工农为骨干的地方武装，对他们加强政治领导和军事训练，使之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在对敌作战中，张鼎丞、粟裕带领二支队转战敌后。与兄弟部队互相配合，不断夜袭敌人据点，伏击敌军和车辆，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电杆、桥梁。在一年时间里，粉碎了敌人数十次“扫荡”，先后取得了小丹阳、当涂、郭庄庙、狸头桥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迅速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并与第一支队一起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发展江南敌后的抗战奠定了有利基础。

　　张鼎丞善于及时总结宣传新四军的抗战经验。1938年秋，他撰写了《介绍新四军一个模范党支部》一文，从军事训练到对敌作战，从党支部的模范作用到官兵团结，从思想政治工作到文化学习，从巩固扩大部队、群众工作到建立根据地，都作了详细的总结。这篇文章后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对加强新四军及二支队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39年6月，张鼎丞赴延安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对于中央了解新四军的真实情况，制订出新四军正确的发展方针，总结和指导以后的抗日斗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在延安期间，张鼎丞还撰写了《新四军在抗战锋火中成长着》《新四军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为粉碎敌寇“清乡”而斗争》等一批总结性文章，分别在《解放》《八路军军政》《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张鼎丞的这些工作，对于宣传新四军英勇的敌后抗战，加深全国抗战军民对新四军的了解，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激励抗日军民的斗志，争取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支持，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歼敌华中，扬威解放区战场

　　抗战胜利后，张鼎丞被中央派往华中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成为华中重要战略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张鼎丞就职后，立即着手军区的组建和野战军的整编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华中我军“就地向四周扩展，夺取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的指示，组织华中新四军向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拔除了素有“运河大门铁锁”之称的被日伪军占据的最后一个据点――高邮城，取得了高邮城战役歼敌近万人的胜利。此后，张鼎丞、粟裕又组织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对徐州以东的陇海路大许家至白塔埠100多公里的路段发起攻击战，攻占了十余个市镇，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东段，使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迎击蒋军的大规模进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在停战令下达后仍然不断调遣军队集结和侵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华中解放区，张鼎丞等投入了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此后，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华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张鼎丞等加紧战备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制定了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作战的计划，要求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粟裕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初期的特点，建议苏中主力“在苏中先打一个仗”，再西移配合作战，取得了张鼎丞、邓子恢的积极支持，上报中央后得到批准。

　　7月中旬，苏中战役拉开帷幕，此后，仗越打越大，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7次，我军共歼敌7个旅5万余人。在苏中战役期间，张鼎丞统管军区一切事务，参与决策运筹，要兵调兵，要粮遣粮，为保障前线作战做了大量工作，使粟裕能集中精力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同心协力，紧密配合，是苏中地区获得“七战七捷”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苏中战役创造了我军内线作战的经验，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苏中战役后，华中解放区南线的敌人进展迟缓，张鼎丞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兵员2万人，以补充华中野战军主力。不久，蒋介石调遣重兵攻打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企图把我军赶出华中。在华中野战军主力一时无法驰援淮阴的情况下，张鼎丞与邓子恢亲自组织了淮阴保卫战，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我军撤出淮阴后，张鼎丞率领军区机关及后方人员逐渐北移至山东，其间参与了涟水保卫战、鲁南战役的策划和指挥。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后，坚持在南线领导斗争的张鼎丞与陈毅、邓子恢一起，建议华东野战军发起泰蒙战役，被中央军委采纳。此后，张鼎丞从军队转到中央华东局机关工作。

　　张鼎丞在华中及后来到山东工作期间，还肩负着指导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重任。1946年1月4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分局“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游击战争”后，华中分局确定由张鼎丞负责分管敌后地区游击战争的工作。张鼎丞充分认识到江南战略位置的重要，特别关心敌后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干部建设问题，多次派出干部并带去指示信，要求江南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强大敌人的“清剿”下，要特别注意分散行动，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的部分兵力，并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后来发展的历史证明，中央的指示和张鼎丞的具体指导是十分正确的。由于苏浙皖、皖浙赣、闽浙赣、闽粤赣等地区发展了大片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大批游击武装，对解放战争期间牵制一定敌军及战争后期大军南下解放江南、华南各省起了很好的策应和配合作用。这些都与张鼎丞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六、解放福建，根除匪患，巩固海防前线

　　1949年夏季，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张鼎丞接受了新的任务。中央和华东局决定，叶飞、韦国清率领十兵团进军福建，张鼎丞负责率华东纵队随军入闽。此时，中央任命张鼎丞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人民政府主席兼福建省军区政委，主政福建。

　　为了进军福建，张鼎丞和叶飞等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们组建了省级领导班子，调配好干部，以适应接管和建设需要；并派出由29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的先遣队先期入闽，负责筹措粮草。张鼎丞还向福建地下党、游击队发出了“吃饱饭，打胜仗，解放全福建”的指示，要求他们做好接应大军入闽的工作，这些都对解放福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夺取福州战役的胜利，张鼎丞、叶飞、韦国清等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即截断国民党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国民党军朱绍良兵团与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之间的联系，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7月上旬，张鼎丞、叶飞等率十兵团15万大军和5000多名地方干部向福建进军。在建瓯与曾镜冰领导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及其武装会师后，张鼎丞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会上提出“目前全党应当从支持部队打下福州为中心工作”。在8月1日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张鼎丞作了进军福州和解放全福建的动员报告。由于准备充分，指挥有方，福州战役取得全胜，共歼国民党军5万人，俘虏3万余人，福州及附近10多个县得到解放。

　　进入福州后，张鼎丞与叶飞等向闽粤赣边发出指示，要求边区党委动员力量，配合十兵团进行漳厦战役和解放全福建。此后，在张鼎丞、叶飞等的部署下，漳厦战役取得了胜利。在闽西，解放军四野一部在闽粤赣边纵队等配合下，于9、10月间再次解放龙岩、永定、长汀等县。至此，福建主要城市和广大地区基本解放。在解放福建的战斗中，我军取得歼敌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50年11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有支持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的可能，毛泽东向福建发出限期6个月肃清全省一切成股土匪的指令。张鼎丞、叶飞等领导福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一面加强海防准备歼灭美蒋在沿海登陆进犯之敌，一面加快土地改革，加紧发动群众，并动用5个主力师执行剿匪任务。到1951年4月，全省共歼匪7万余名，提前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对此，党中央、毛主席极为欣慰，华东局也给予了高度赞扬。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建设和巩固福建海防意义重大，张鼎丞对此极为关注，经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海防工作。1952年12月，蒋介石为了配合美军的朝鲜作战，从台湾、金门调动一部兵力攻打福建岛屿，并妄图攻占二三个县。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给福建军区以现有兵力粉碎敌人进攻的任务，并要已决定调华东局工作的张鼎丞回福建主持党政工作，使叶飞能专心于军事领导。随后，张鼎丞与叶飞把加强战备工作作为福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省委于1953年初多次发文，立即进行战备的部署，包括抽调省直机关干部到沿海协助工作，加紧进行沿海地区的镇反工作；整顿民兵，扩大民兵基干团；在各专区、县成立支前委员会……，这些战备措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为了战备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张鼎丞还向中央和华东局提出抓紧国防公路建设、设立专门军用电话线、建筑厦门海堤等建议，并逐步得到实施，这些都对巩固海防和进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张鼎丞一生中军事活动是相当频繁的，他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史上是有一定地位和贡献的，他不愧是我军的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正因为如此，1955年在中央军委评定军衔时，张鼎丞是有资格评定军衔的。但由于他这时已转到地方工作，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他主动提出不评军衔。张鼎丞虽然没有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名录上，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和对人民军队创建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永载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