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其中，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不仅保存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走上井冈山会师的征途，而且对于福建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闽西南革命武装的生成与武装暴动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南昌起义军余部移师北上的重大决策

　　南昌起义军余部移师北上，是在南昌起义军主力挺进广东潮汕地区遭受重大挫折后作出的重大决策。南昌起义后，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南下广东的方针，从迅速夺取东江地区的目的出发，命令部队和党政机关于1927年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思想教育，多数官兵对共产党了解不多，思想混乱，又加上酷暑远征，生活艰苦，起义军离开南昌不久，就出现掉队、逃跑和大批病号。特别是进入广东后，国民党部队已形成了绝对优势，并全力对付南昌起义军，起义军南下广东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因此，南昌起义军曾出现了几次对前途命运的抉择。

　　（一）南昌起义军主力试图从粤东转入闽南的计划落空。9月23日和24日，起义军主力先后攻占潮州、汕头。26日，起义军留下第20军第3师守备潮汕，主力约6000人按计划进至揭阳。28日，与由河源来犯之敌前卫苦战于揭阳以北汤坑附近之白石，次日与敌东路军主力和潮梅警备部队激战终日，双方伤亡都很大。30日，前敌总指挥叶挺亲自组织部队再次攻击，但没能击败强敌。经3天激战，起义军伤亡已超过2000人，弹药所剩无几。这时，前敌指挥部参谋团决定，部队撤出战斗，退回揭阳县城，准备返回潮州，同前委以及坚守三河坝的第25师会合，转入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地区，以图保存实力。但这个决定已失之过晚。敌中路军第4、第6师已于9月30日攻占潮州，切断起义军转向闽南的退路，潮汕“七日红”已画上句号，起义军转入闽南的计划至此落空。

　　（二）三河坝阻敌失利逼使起义军余部转战闽粤边。9月上旬，起义军前委在长汀举行军事会议，作出分兵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9月22日，起义军到达三河坝后，即按分兵决定，朱德率第9军一部和第25师约2500余人驻于大埔县三河坝，主力部队则向潮汕进军。主力部队南下后，留守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0月2日，敌右路军大举向三河坝进击。这时，起义军留守部队并不知道主力已在汤坑失败，也不清楚前委机关已撤出汕头，仍坚守三河坝以掩护主力和党政机关的安全。朱德率部与敌激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阵地。10月6日，起义军第25师等部在朱德的指挥下，向闽粤边区转移，并在饶平县茂芝与从潮汕撤出的起义军20军第3师余部200余人会合，得知主力已经失败，前委和革委已经解散。为保存力量，遂决定放弃南下的计划，率部东进入闽。

　　（三）茂芝会议作出移师北上的重大决策。三河坝分兵直接导致了起义军进军潮汕的受挫，然而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方向看，恰恰又是由于三河坝的分兵，才使起义部队在潮汕受挫时留下了一支力量北撤到了井冈山，为后来红军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就了“朱毛红军”红四军响亮的番号。1927年10月7日上午，朱德当机立断，在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会上，朱德当众表示：“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会议否决了解散部队的意见，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决定。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部队发展历程中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它作出的移师北上的重大决策，使险境中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转危为安，为朱毛红军井冈山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是南昌起义军从重大挫折走往新胜利的起点，是保存南昌起义军有生力量的一次重大抉择。

　　二、南昌起义军余部回师入闽的重大行动
　　
　　南昌起义军余部约2000人，从1927年10月7日下午越过饶平、平和交界的柏松关，进入福建平和县境，至10月20日离开武平西北的石遥岭，进入赣南山区，在福建省境内约12天。在这支回师入闽的部队中，有建国后被授予元帅的朱德、陈毅、林彪，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授予上将的周士第、杨至成、赵尔陆，授予中将军衔的赵F、唐天际、谭甫仁等等，还有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著名烈士李硕勋、王尔琢、毛泽覃等，他们在福建的红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特别是这支部队在福建期间采取了许多重大的行动，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颂。

　　（一）攻克平和县城，指导平和县委开展工作。10月7日下午，南昌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部队进入平和县地界后，即与中共平和县委取得联系，据平和县委组织侦察的情报，得知平和县城空虚，国民党仅有部分保安队和警备队驻守，兵力不到200人。8日晨，朱德当即指挥起义军从城西南方向直捣平和县城。驻守的保安队、警备队和国民党党政人员见势不妙，仓皇弃城逃窜，未作任何抵抗。起义军顺利进占县城，应平和县委要求，当即砸开监牢，“放一批囚犯，内有两个农友”。随后，向群众宣传起义军的宗旨，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由于起义军纪律好，不抓敢郏不占住民房，不骚扰商贾，队伍大多在城郊野地扎营，因此深得群众好感。群众自动带起义军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署取得一些军备补给，并没收了几家土豪劣绅的财产。朱德在县城中湖祠曾氏宗祠接见中共平和县委书记朱积垒和陈彩芹、朱思、朱赞襄等同志，听取平和县委的工作情况和闽西南革命形势的汇报，指示平和县委要即刻按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开展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他特别强调，当前既要开展农民运动，又要发动武装斗争，把农民运动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注意与饶平、大埔等邻县革命力量取得联络，在斗争中互相支援。他还介绍了中共饶平县委的有关情况，以及与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上饶党组织詹前锋、詹炳光等的联络方式。当晚，起义军在平和县城九峰取得一定补给后，连夜撤离县城，由平和县委委员陈彩芹当向导，向平和农运基础较好的长乐秀峰行进。

　　（二）深入发动群众，部队取得短暂休整。10月8日晚，起义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钱大钧部追击，从九峰鸟梨凹古道开进秀峰维新乡山区，驻扎于上大峰南山庄的万顺大屋和炮楼前的大埕。9日，起义军组织宣传队深入各村庄，宣传革命主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抓概煽睿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由于1927年春，朱积垒、陈彩芹、朱思等在九峰、长乐、芦溪、崎岭、秀峰等乡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这里的农民对起义军的宣传并不陌生，特别是了解到这支部队的领头人朱德与当地朱氏旺族同姓同宗，当地民众对南昌起义军甚是欢迎。朱积垒在厦门集美师范的同学朱万昌、朱云山主动给朱德、陈毅当翻译，当得知起义军部队缺少粮食和给养时，积极向朱姓族长建议，获得南山朱姓八大房长的同意，决定动用“朱宜伯公项”粮库，并发动当地男女老少几百人昼夜碾谷舂米200余石（部队每人按5斤大米配给）支援起义军；派人上山下田割草喂马，杀猪宰羊慰劳起义军，让将士们吃饱，并请郎中医治伤病员。10月9日晚，朱德召集当地党组织和农会负责人会议，平和县委委员陈彩芹、秀峰乡农运负责人游精修、游志诚等参加。会上，朱德感谢上大峰父老乡亲对部队的盛情款待与支持，同时朱德要求当地党组织和农会要进一步把农民群众武装起来，敢于同反动派作斗争。朱德表示，部队将继续向北开拔。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秀峰得到了短暂休整，特别是老百姓对起义军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别前，朱德亲手赠予当时负责接待的村民朱梅洲一把铜质大头三节手电筒作为留念，体现了南昌起义部队与平和人民的深厚情谊。

　　（三）召开秀芦会议，确定转战闽西赣南行军路线。10月10日，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率领起义军余部经秀峰、坪回，渡过芦溪河，越过象湖山，进驻秀芦溪。经过几天的休整和补给，特别是在平和县境内没有发生大的战斗，部队的元气有所恢复，但为了慎重起见，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商量后，决定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行军北上的路线。11日，会议在秀芦溪蕉和厝祖祠（25师师长周士第住处）召开，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刘得先、周邦采、黄浩声、王尔琢、申朝宗、陈三俊、毛泽覃等十几人参加，平和县委委员陈彩芹、永定县委委员卢肇西（负责接应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永定的向导）等同志列席。经过热烈讨论，朱德提出，我们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目前强敌在前，我军孤立无援，应尽量不与敌人打硬仗；离开平和后，向永定方向挺进，再向武平穿插前行，寻机进入赣南，西进湘南。起义军余部大部分将领表示赞同，陈毅、王尔琢尤其拥护朱德的决策。为“避开广东东江和福建漳州、龙岩之敌”，当日下午，起义军翻过永和边境的仙岽，进入永定。经湖背岽、月流、月霞、太平寨到达下洋。12日晚又经中川、思贤，越过永埔边境的三层岭，再次转道丰市、洪山。然后翻山越过闽粤边界，于16日到达武平象洞的水口。17日，起义军在武平城郊甘露亭外与跟踪而来的敌钱大钧部发生了猛烈战斗，经两昼夜的激战，打退了敌两个团的数次进攻。20日，敌军紧追不舍，起义军只得离开武平，突破武平西北的石遥岭反动民团把守的隘口，杀出一条血路，经东留进入赣南山区。后来，朱德、陈毅率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对福建革命的重大影响

　　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其行程虽然只有12天，经历有点曲折，队伍从2000人到赣南时减至1000人，部队指战员思想波动较大，部分人员对革命的信心不足，方向不明确，但它在朱德、陈毅等坚强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各种危险，磨炼了坚韧的意志，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有生力量，走上了井冈山会师的光辉道路，而且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种子，宣传了革命的道理，提振了革命的士气，给福建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对于福建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提振革命斗争士气，加快福建革命运动的恢复发展。以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和厦门“四九”反革命事变为标志，轰轰烈烈的福建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随后，白色恐怖笼罩福建，国民党右派势力迅速把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推向全省各地。在福建各地的反革命事变中，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坏，其中福州地区尤甚，中共地方组织基本丧失战斗力，城市中工、学、妇等革命团体被摧残、被“接收”，有的竟成为国民党右派推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厦门总工会被国民党右派分子完全控制，在反革命事变前工人阶级所争得的经济权益，因资本家的反攻倒算而丧失殆尽。漳州总工会及其基层工会均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其他地区的群众组织也大部分为反动势力控制或处于涣散的状态。在农村，由于部分共产党人转入乡村建立秘密农会，因而使福建农民运动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能在小范围内坚持下来，但多数地方的农运还只能利用国民党这块合法招牌，斗争的目标主要是实行减租减息和捐税合理负担等，有的取得一些胜利，大部分则归于失败。大革命失败使福建革命运动迅速沉浸于腥风血雨之中，革命群众的斗争士气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南昌起义一声枪响，给予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南昌起义军进军福建和朱德率部回师入闽，使福建广大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革命火炬，给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并迅速提振革命斗争士气，促进福建革命运动的恢复发展。在平和，起义军攻下县城，砸开监狱，救出难友；在武平，起义军痛击反动民团，打击土豪，发动群众；在永定，安抚民情，鼓舞斗志。所有这些行动，使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英勇斗争的精神，给福建革命群众以希望，因此在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不久，在反革命事变中被解散、封闭的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也闻风而起，福建工农革命运动开始复苏，并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得到发展，再掀高潮。平和、永定、漳浦等县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农民协会，并在各乡村普遍组织秘密农会；漳州县委重新组织了印务、轻便车工会和石码总工会，并领导了漳州城南轻便车工人大罢工；至是年冬、翌年初，漳浦县还爆发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抗烟苗捐斗争。

　　（二）指明革命斗争方向，加快闽西南武装暴动进程。1927年8月中旬，中共闽南特委在南靖县宝林村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检视闽南党的工作和工运、农运、学运等状况，深入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中心问题，确定以农民武装推动减租和反抗烟苗捐的斗争，并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暴动的方针。会议期间，特委从有关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军正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消息，于是决定由罗明赶往上杭迎接起义军。在上杭，周恩来接见了罗明及永定党组织负责人张鼎丞、陈正、卢肇西等人。特别是10月8日朱德率部回师入闽后，分别接见平和、永定、武平等县党组织负责人朱积垒、陈彩芹、朱思、卢肇西等，指出各地党组织要把农民运动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定要发动群众，掌握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朱德等对福建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与192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提出的“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闽南农民工作应特别加紧工作与广东东江方面相响应。闽南临委应即派最活动分子到各县特别与广东接近的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精神完全一致，为福建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10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福建党组织，要求“应马上派人到乡下去，用抗租抗税抗捐抗粮及禁止收烟苗捐，没收土地交给农民，杀土豪劣绅官吏，一切权力交给农会等口号发展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与叶挺退往闽南的军队（即朱德所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作者注）相联络，占据几个县城，在闽南形成一个暴动的中心势力，然后发展到其他各处去”。正是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朱德的教导，促使中共闽南临委加快闽西南武装暴动的部署。在闽南临委的领导下，平和、永定、龙岩、漳浦、上杭、龙溪、海澄、同安、惠安、莆田、永春和德化等农运发展较快、农民反抗情绪强烈的县，普遍建立农民武装，为开展武装暴动做好准备。平和县委决定组建由农会骨干组成的工农自卫军常备队，永定县委把农会中的骨干编成半武装的“铁血团”，并在金砂、西溪、上湖、陈东等地秘密创办小型的兵工厂，制造刀器、枪支、弹药等，为开展武装斗争做好准备。中共惠安特支委在涂岭成立农民自卫军，为惠安农民武装暴动打下基础。1927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后，进一步贯彻中央“各地要领导工农一致起来暴动”的要求，将福建暴动区域划分如下：（1）龙岩、永定、平和区；（2）漳浦、海澄区；（3）惠安、莆田、仙游区；（4）建瓯、建阳、崇安区。正是有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的影响，福建各地的武装暴动最早在闽西南的“龙岩、永定、平和区域”打响，朱德率部分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途经平和、永定、武平等地，就武装斗争问题给当地党组织以具体指导，加快了闽西南实行暴动的进程。

　　（三）播下革命斗争火种，加快闽西南红色武装割据的形成。在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的影响下，中共闽南临委一方面派出骨干罗明、罗秋天、秦文到上杭、永定、平和，李联星到漳浦，陈祖康到龙岩等地帮助恢复党的工作，一方面传达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朱德的指示精神，到1927年11月，闽南临委所辖各县党的组织普遍得到恢复，且有可观发展，共计有厦门1个市委，平和、永定、龙岩、莆田、漳州等5个县委，惠安、武平、长汀、南靖、永春、德化、仙游等7个特支，党员数达300人。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逐渐明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必须“创造新的革命军队，……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明确“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但是究竟怎样具体实现，却普遍缺乏经验。这时，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大力支持地方党组织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除先后留下两批武器外，还在沿途留下一批骨干，在各地播下武装斗争的火种，这对于闽西南农民武装的建立至为重要。平和县委从农民赤卫队开始，进而成立“工农自卫军常备队”，再到1928年2月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整个过程都深受南昌起义军的影响。上杭农民自卫军、永定农民武装“铁血团”也是南昌起义军播下武装斗争火种的结果，这些农民武装在平和、上杭、永定等地暴动后，先后改编为工农红军，成了闽西南红色武装割据的中坚力量。平和暴动失利后，农军退至长乐山区，英勇抗击国民党军张贞部连续4次的进攻，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的大好形势下，与饶平、大埔的革命武装力量协同转战闽粤边区，创建了饶和埔诏革命根据地。上杭、永定、龙岩暴动后，农军即刻改编为红军，开始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而英勇奋战。闽西南红色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是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闽西南的贯彻执行与闽西南当地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看似与南昌起义军入闽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确有其因果关系。在福建，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地方，恰恰是南昌起义军入闽的几个县，南昌起义军在长汀、上杭、平和、永定、武平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唤起了闽西南人民自动起来斗争的觉悟，而且为闽西南党组织的建立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播下了武装斗争、农民暴动的火种，确实为创建闽西南革命根据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朱德率南昌起义军撤出国民党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转战闽粤赣边区，有效保存革命力量，实际上为闽西南各地党组织所效仿。在闽西南暴动中，农民武装先是攻打县城，但为了保存实力，纷纷转向广大农村，这既是对农村割据道路的探索，也是对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借鉴。从这点意义上说，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对促成闽西南红色割据的实现，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