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在一起合影。

三份名单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了一次特别干部会，大会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长）林伯渠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当前的形势，明确地告诉与会干部，中央已决定要开始离开苏区，“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也许是林伯渠想到了放弃中央苏区的后果，在大会上当众流下了眼泪。

　　早在7月初，中央就派出红7军团北上，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并于8月初再派出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减压和探路。这次大会，中央领导第一次给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透露准备离开苏区的意图。

　　尽管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但李坚真并未多想。几十年后，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对前线斗争的形势不太了解，还真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悄悄对坐在我旁边的刘群先和金维映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刘群先拉拉我的衣襟，偷偷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

　　大会结束后，博古交给李坚真一项任务：要她负责动员妇女为红军赶做20万双草鞋和10万条米袋子；而组织部长罗迈则交给她另一项任务，那就是要她拟出跟随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名单。

　　到底哪些女干部能够随军行动呢？中央高层有一个内部规定。这一规定是，参加长征的女干部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李坚真早年在彭湃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曾是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年初刚当选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并接任中央妇女部部长一职。她哪里想得到，罗迈交给她拟出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名单这一任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女干部的生与死。

　　大会结束后，李坚真便按照这3个条件，开始选择拟定参加长征的女干部名单。

　　其实，关于随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人员，当时中央有3份名单：第一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妻子以及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干部。这份名单上的女干部不需要进行体检，是要无条件参加长征的人员。第二份由总政治部拟定，主要是那些在红军中工作的女干部。李坚真则是拟定第三份名单。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必须符合中央高层规定的3个条件，必须通过体检。

人员的变动

　　经过严格的体检后，不少女干部没能通过，这意味着她们将和那些夫妻分离留在苏区的女干部一样，只能留下打游击。

　　在留在苏区的女干部中，职别最高的无疑就是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长）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这位前任中央妇女部长，曾和丈夫一同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政府执委，还因是中央主席团唯一的女性而名噪一时。

　　一开始，3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共有33人：第一份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上共有10人，第二份由总政治部拟定的名单上有6人，李坚真亲自拟定的第三份人员名单上有17人。名单上最后一名女干部，李坚真后来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记载：“还有一位是兴国人，想不起她的名姓，她是左中农的爱人。”不过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没有此人的记载，现有的资料也查不到“左中农”是何许人也。由于李坚真当时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又是亲自拟定第三份参加长征女干部名单的人，因此她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记述的上述三份参加长征名单上的人员，应是准确无误的。

　　然而，长征开始前后，33人的名单又出现变动。

　　首先是已列长征名单中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没能参加长征，她自己也留在了中央苏区。毛泽覃牺牲后，贺怡在深山中的一处寺庙当了3年尼姑。1937年8月抗战开始后才下山，出任吉安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彭儒在长征开始后涉水过于都河时，因浑身被河水浸透着凉而发起高烧，只好被送回中央苏区，后来苏区中央局决定让彭儒和陈正人夫妇前往白区养病。1937年春，夫妇二人才到达延安。

　　而没被列入名单的红5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被留在苏区，她竟然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地跟在长征队伍的后面，作为“编外”人员走完了长征。

九死一生

　　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中央批准的应是33人，由于贺怡最终没有参加长征，曾玉悄悄跟随长征队伍，所以，长征出发时的女干部人数还是33人。彭儒出发几天后返回了苏区，因此，真正走上长征路的是32人。

　　32名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的女干部，经历了九死一生。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由于不在长征名单中，没有粮食配给，好在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长征路上她生下女儿，被迫将孩子就地遗弃继续长征，最终也走完了长征路。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抽调包括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在内的部分红军干部和战士留在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打游击。两人于1936年11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西安事变后被营救出狱。建国后，李桂英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阚思颖（甘棠）历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还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遵义转战期间，由于丈夫罗明受了伤，组织上把谢小梅留在贵州照顾罗明，主力红军离开后两人随即被捕。后经千辛万苦脱狱，夫妇俩于1936年回到罗明家乡。建国后罗明历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

　　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被迫将女儿送人。1935年4月红军长征到贵州盘县时，她为了掩护担架上的红3军团团长钟赤兵，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飞来的弹片，共有17块之多。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和蔡纫湘8人被留在红四方面军中。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而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和蔡纫湘4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再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委吴富莲被西北马家军俘虏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吴仲廉被俘后于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建国后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不知姓名、到湘南后被组织派出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后不知下落的那位女干部，遵义会议后加入川南游击队的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还有留在贵州照顾罗明的谢小梅，实际走完长征路的女干部有28人。除了牺牲的吴富莲和流落民间的王泉媛，最终安全到达陕北的只有26人（包括后来辗转到陕北的吴仲廉和蔡纫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