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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危机!中共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是如何建成的?

来源:共产党员微信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05日

                                   

  这是一封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共同批阅签发的电报,上面清晰地写着这样一段话:“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本写的是“有功的同志”,但毛泽东却特别在这里做了圈改,将“同志”改为“人员”,如此细微的修改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

  这还要从28年前,毛泽东参加的一次会议说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担任大会记录员。

  此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中共早期重要文件。但为了防止重要文件落入敌手,很多文件都是随发随烧,随办随销。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党内文件保管系统,成为党中央极为重视的问题。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文件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这是中共中央首次设立秘书一职,首任秘书正是毛泽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下,为了确保中央机密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特别在中央秘书处的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专门进行文件档案保管工作。这是党内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第一次明确分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档案工作机构由此形成,所保管的档案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库。

  为更好的保管文件,遵照周恩来的嘱托,瞿秋白起草出一份《文件处置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规定。

  上海这处刚刚修缮完成的地方,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90多年前的1926年7月,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共中央设立中央秘书处,总揽中央文书、交通、会计等各种技术事务性工作。

  中央文书档案分三套保存,除保管处一套外,另外两套,则分别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进行保存。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因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使得危险也如影随形。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趁此将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一网打尽,查获共产党的机密文件。

  危急时刻,时任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的张宝泉挺身而出。

  他快速赶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紧急通知有关人员撤离。随后,张宝泉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周恩来住处,得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后,张宝泉再次前往其他联络点,不料中途遇到外国巡捕搜查,来不及转移所携文件的张宝泉不幸被捕。

  但是无论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都无法让张宝泉有任何屈服。最终,年仅27岁的张宝泉壮烈牺牲。

  张宝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党的忠贞誓言:“如果我被捕,我是无论如何受非刑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

  1928年12月6日,中共各省区党部收到一个重要通知,通知中强调:“应单独建设一个与中央通讯的地址,与别方面不发生任何关系;同时要有一个单独接待中央交通员的地址,此地址亦不准与别项人员接洽。”

  这是党中央为确保机密安全而采取的新的文件传递方式。与此同时,周恩来举荐老成持重的张唯一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全权负责相关工作。

  张唯一办事严谨沉稳,接受任务后,他首先将秘书处装扮成一个经营木器的家庭商行,自己以“张老太爷”的身份扮作商行老板。同时,从秘书处选调秘密党员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三人共同组成一个家庭。

  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他们还提前做了预案,将重要文件挑选出来,装在几只皮箱里。箱内铺上火柴,一遇险情,首先抢救这些箱子,万不得已时就划着火柴,将文件全部烧掉,绝不能让档案文件落入敌人之手。

  一直关心文件保管工作的周恩来特地把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调来管理文件,并与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的张唯一保持单线联系。自此,“中央文库”正式形成。

  1935年,张唯一因叛徒告密被捕,陈为人妻子与之接头后迟迟未归。情急之下,陈为人放弃营救妻子,决定马上转移中央文库。

  陈为人用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租下了合兴坊十五号一幢二层楼房,作为中央文库新的落脚点。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单线联系中断的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直到1936年秋,陈为人才再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另一位同志保管。

  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强、李云、吴成方、缪谷稔、陈来生等多位文库保管员,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依旧顽强斗争,呕心沥血,用生命接力守护着中央文库的安全。

  无数仁人志士为保护红色档案忍辱负重,无声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也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才会将那封电文中“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这一词之差,正是党和人民对那些无名英雄赤胆忠心,用忠诚与信仰,赓续守护革命之魂,使红色基因不断薪火相传的褒奖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