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深刻了解与认识，强调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时也基于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而侵略中国的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因而抗日战争将是持久的，但日本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这就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就在毛泽东一再强调国共合作中要防止右倾危险，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之际，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与精神。为听取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诸问题，12月9日至1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认为全国军队要进行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曾担任过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回国前又曾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而党内一些人一时间难免是非莫辨，将他个人的主张当作共产国际的意见，从而导致对独立自主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产生了动摇。

　　会后，王明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在武汉工作期间，王明不仅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还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严重影响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肯定

　　在12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为了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说明与补充。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上述报告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提出回国并得到批准，其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谈话，据王稼祥回忆：“他（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这表明，共产国际不但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而且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8月初，王稼祥回到了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主要内容是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9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上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顺利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届六中全会加强党的团结统一

　　为了总结全民族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基本方针与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思想与认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

　　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也是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他认为：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

　　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针对王明在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讲到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并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讲到了学习的重要，提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为全会作结论报告，认为必须处理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第一次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不对的”。他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集中讲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强调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为了增强全党的纪律规矩意识，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文件。前者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后者则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些纪律规定，对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使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军事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大发展。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迫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留存在抗日阵营内而不敢公然破裂统一战线，通过以斗争求团结实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在广大的敌后农村开展如火如荼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创立、巩固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敌后战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