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丰富的实践，创造了光辉业绩，也留下大量著述。三卷《陈云文选》收入著作190篇，70多万字；三卷《陈云文集》收入著作388篇，约130万字。他的著作集中了他的思想和观点。从他各个时期的大量文章和提纲手稿可以看到，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写文章总是坚持亲自动手。文如其人，陈云写文章也体现着他的思想、作风、个性的鲜明特点。

　　直面问题阐明思想观点

　　陈云写文章不是简单就事论事，而是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思考，找出事物的规律性，形成独到的新思想、新观点，因而他写的文章也很有思想深度。1982年，陈云谈到他1949—1956年期间的文稿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陈云文选》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发表于1926年7月，陈云那时只有21岁，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店员。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独特优势，读了很多书，思想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树立起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他站在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高度指出，“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

　　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针对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问题，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以新党员刘力功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而被开除党籍的具体事例，对党员进行深刻的纪律教育。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陈云于1954年6月写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研究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包括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需要与供应不平衡问题、财政收支以及外汇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平衡等。文中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综合平衡思想是陈云实践探索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陈云1979年3月写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根据当时的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的问题，他阐明搞现代化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的观点。

　　陈云在文章中阐发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他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讲清情况找出解决方法

　　陈云写的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主张“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他写文章也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再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于1939年下半年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等几篇关于群众工作的文章，就是基于他对华北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阻隔，他派组织部巡视团到华北检查工作，又同来到延安的华北敌后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谈话。陈云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党在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敌后根据地在完成自上而下建立工作的阶段后，应该进入由巩固下层来加强上层的阶段。

　　陈云于1962年初写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两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提出可靠的解决办法，是陈云财经工作的重要一笔。为此，他在会前作了大量调查研究，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还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文章中，陈云用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数据、事例等，讲清农业减产、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城市钞票大量转移到农村、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五个方面的严重困难，提出财政经济步骤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主张从1960年算起，用5年时间作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并提出调整年度计划、减少城市人口、严格管理现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农业增产等一系列措施。

　　陈云于1979年6月写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文。他当时是国务院财经委主任，领导经济调整，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在财政和外汇紧张的情况下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建设问题。陈云多方了解情况，又到上海实地调研。在文章中陈云介绍了调研情况，提出宝钢干到底，推迟进度，分两期建设，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9月18日，他在财经委汇报会上作了《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在陈云领导下，调整方针得以落实，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得以稳住阵地再前进。

　　毛泽东评价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也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清楚前陈云也不动笔，动笔写文章就要写得事实清楚，内容翔实，方法明确，论证清晰，富有说服力。

　　要言不烦，文风朴实

　　陈云工作作风务实，反映在他写文章时，也是条理清晰，简洁明快，不发长篇大论的空洞议论。《陈云文集》收入的《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中，他对《人民日报》进行阅评，表扬一些文章简明扼要，建议长文章要简单明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报。他要求“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是陈云于1978年1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这篇讲话，全文不到1500字，开宗明义表示支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篇讲话文字不多，但讲的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句句切中要害，论证有力，在会上会下都引起很大反响。

　　陈云于1981年5月8日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极大促进了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陈云首先讲清问题所在，大批老干部还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越来越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领导工作，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回应了老干部的一些疑虑：一是“文革”中有提拔造反派的痛苦教训，陈云表示“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二是党内有没有大量这样的中青年干部可供提拔，陈云认为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三是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陈云认为“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还就相关工作部署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这篇文章不到3000字，但讲问题、提对策、释疑惑、作部署，把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可行性分析得十分透彻。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进行全面改革，并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作了重要发言，就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全篇只有约1700字，但把他关于改革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到位。他认为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大大调动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肯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概括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认为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些重要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练，语言都非常朴实自然，道理都讲得那么透彻，效果都那么显著。陈云写文章，注重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文风也是党风。陈云的好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熊亮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