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俄文版、英文版），目前展陈于中共一大纪念馆。作为百年大党的初生宣言，这两件藏品背后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正茂的一个重要密码——纪律。

　　谢觉哉记载毛泽东、何叔衡赴会的日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和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代表们针对建党初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其中讨论得尤为激烈的就是党的组织原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些组织还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自由散漫的习气。究竟是要建立一个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要建立一个松散自由结合的组织，这是建党初期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党的一大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一大代表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会上，有些代表不赞成组织严密战斗的工人政党，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和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提出不论是学生还是大学教授，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是不重要的。

　　但多数代表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左思潮对建党的影响，克服知识分子自由散漫习气对党内生活的侵袭，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最终，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采纳，于是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写入了这么一句话：“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员必须联系群众，完成党赋予的任务，党员的政治活动和工作必须得到党组织的领导，并注意保守党的机密。”

　　由此，纪律被写在了党的初生宣言之中，伴随着党百年成长、血火淬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

　　《纲领》通过后，由于当时我们党还处于秘密状态，开会期间又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搜查，《纲领》的草案原件和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一直下落不明。对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党史研究专家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寻觅。新中国成立后，《纲领》重见天日。最先发现的是俄文版。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后，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交还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苏共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交还部分档案。12月，中共从莫斯科运回了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18箱档案文件。

　　中共党史专家仔细检视这批档案，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由于始终没有发现中文原件，于是将俄文版译成中文。1959年8月，中央档案馆筹备处请一大代表董必武帮助鉴定，董必武认为在未发现中文原件的情况下，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令人遗憾的是，这份俄文档案是何时由中文译成俄文，又是何时由谁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从考证。

　　不久之后的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1924年1月陈公博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附录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英文版。

　　这份珍贵的文献如何被陈公博引用为硕士论文附件？原来，在党的一大以后，陈公博返回广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急剧下降。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拒不执行，反而公开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因此受到处分。之后，陈公博与中共中央决裂，公开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拒绝服从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安排，反而踏上了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之路。

　　在留学时，他刻意查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理论的“不足”，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此时的陈公博已经在政治上彻底蜕变，他违背党的政治、组织、保密等各项纪律，公开在论文里附上中共一大纲领性文件，用以支持自己的论点。

　　经对两份文物进行仔细考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与俄文版的内容基本相同，均为15条，均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其余条文要点基本相同。事件的偶然中往往包含着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为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党章的源头，定下了战斗性和原则性的鲜明基调。正是在纪律的保障下，共产主义写入党的纲领，真正成为我们党旗帜鲜明、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理想和信念，成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前赴后继、代代传承的奋斗目标。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屹立东方，不屈砥砺，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