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入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933年11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此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定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负总的责任。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结果造成社会混乱。“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18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此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