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大兴安岭同林区工人和干部座谈。

　　“人民给你多大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刘少奇身居高位，心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大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小到衣食住行的落实，甚至是老百姓的油坛子、酒瓶子和衣服鞋子……

　　撩开人粪察民情

　　三年“大跃进”，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稻菽千重浪”的壮丽景观，群众的大量来信、来访给中央领导敲响了警钟。但是，中央听到的汇报却仍是“形势一派大好”的赞美声。究竟实情如何？刘少奇决定亲自到湖南找答案。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来到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一蹲就是一个礼拜。

　　一天，他经过一座山坡，准备找个农民聊聊公社食堂的情况，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堆风干的人粪。想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他下意识地捡了根干树棍子一撩，似乎根本不是人粪，再蹲下来仔细一瞧，原来尽是些粗纤维，拿起来一闻，根本没有一丝臭味。“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是吃粮食少、吃野菜多的结果。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刘少奇摇了摇头，缓缓地对随行人员说道。

　　不久，他又来到彭家冲彭满阿婆家里。阿婆正在炒菜，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禁止小锅小灶的来了，吓得不得了，连连解释道：在食堂里没吃饱，回来再煮点野菜吃。

　　一个老人家尚且感到食堂吃不饱，那些长身体、出大力的青壮年的温饱程度便可想而知。刘少奇走过去揭开锅盖一看，里面不见半点油星子，顺手夹了几片叶子一尝，又涩又苦，实在难以下咽。再打开橱子里的油盐坛子，除了半坛子盐外，别无他物。“油盐坛子名不副实了。”刘少奇心里涌出阵阵苦楚。

　　从一堆人粪，从一个油盐坛子，从孩子们蜡黄的脸，从社员走路的精神状态和姿势，从光秃秃的山岭……刘少奇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仅自己对百姓体贴入微，察微知著，而且告诫调查组的其他干部要学会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其实并不容易，要善于看出群众的意向是什么，每提出一个问题后，要观察群众的情绪，是笑脸还是哭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经过察言观色，群众的真意还是可以琢磨到的；特别不要抱着成见去搞调查研究，专门收集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最不好的，那样认识不了客观实际。

　　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

　　1961年7月16日，一辆从北京开出的专列风驰电掣般行驶在松辽平原上。刘少奇在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张昭和东北林学院周重光教授的陪同下来东北考察林业经济。

　　从7月20日到达伊春林区开始，接下来的整整三周，刘少奇的足迹遍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等主要林区的带岭、丰林、根河、伊图里河、图里河等林场。

　　7月21日，原计划是上山考察，可天气预报有大雨，考虑到道路泥泞难行，又是蚊蠓活跃之时，有人建议等天晴了再进山。可刘少奇毫不含糊：“夏季本来林区就雨多，日程已安排好，不能再等天晴了。大家都把雨具带好，下大雨我也要上山，今天的伐木工人不是还在山上吗？我要去看看。”

　　22日晚回到伊春，凉水、寒月等林场的书记、劳模等20多人聚集在刘少奇乘坐的那辆森林小火车上。他们是刘少奇特意请来座谈林区工人生活和生产状况的。刘少奇和他们一一握过手后，便对带岭林业区实验局的关士才局长说：“先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吧！”关局长开始还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便汇报起各项生产定额来。

　　“不，我不是要问你这个，我是要问你劳动工资是怎么得来的。”刘少奇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林业各工序的工资是根据林业生产条件，通过实际标定得出来的。”寒月林场劳模孟昭贵因为上午在伐木场为刘少奇表演过油锯伐木，算是比较熟悉了，便大胆地插话。

　　“那定额合不合理？”刘少奇又问。

　　“基本上是合理的。”关局长脱口而出。因为这个定额实行好久了，大家也并没认真地分析它到底合不合理，可刘少奇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我看不太合理。要是合理，那为什么山上到处扔有小径木（不够规格的小口径木头）呢？”

　　“因那些太小，不够规格，工人生产既费事，往外卖又没人要，挣不到钱，而那些大的、好的，既省时又有人买，这就划得来。”

　　“这就说明定额不够合理，以后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呢？生产小径木费工多给钱；生产大径木省工好生产少给钱，往外卖时，小径木人家不愿要，少要钱。大径木人家愿意买多卖钱。”刘少奇告诉大家这里面反映出一个工资制度和木材价格政策的问题，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对生产力产生束缚和阻碍作用，可以把木材分为两种价格，一种是出场价（即收购价），一种是销售价。在核定价格时，大木头出场价要低，向外销售要高；小木头出场价要高，向外销售价要低，要按采伐、装卸、运输等环节的难易程度来定价。木材价格合理确定后，职工的工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带岭林区人民还有什么困难？”劳动工资问题谈妥后，刘少奇又问起了林区工人的具体生活情况。

　　“林业工人在潮湿的林子里干活，一到晚上就想喝点酒，可听说上面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准备取消供应伐木工的定量酒。”

　　“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刘少奇明确表示，“因为林区夏天很潮湿，冬天又特别冷，伐木工人喝点酒是需要的，在深山老林伐木和坐办公室不一样，别人不能攀比。”

　　谈到林区津贴，他又细心地问工人们：“上山的伐木工人和坐办公室的干部，冬天和夏天、晴天和雨天，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应该有所区别，林区的工作条件有时差别很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这些问题要尽快解决。”

　　不但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

　　在视察中，刘少奇发现有的地方采伐不合理，留的茬太高，树放倒时压伤很多小树；有的采伐后丢弃了很多木头，白白浪费了，他感到很惋惜，叮嘱大家这些枝枝丫丫、棍棍棒棒，扔在山上太可惜，可以利用起来，要让它们为人民造福。

　　他指着一个树桩说：“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多生产许多木材。”当有人说站着伐最省力，伐得快，但浪费很大，过去日本占领时就是这样。他又告诉大家：“他们是掠夺性采伐，叫‘拔大毛’，只伐不育，给我们的林业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现在时代不同了，工人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为国家干，也是为自己干，当然就不能那样做了。大家要严格执行采伐章程，你们严一点、辛苦一点，就会为国家节约大量木材。”

　　当时的林区重砍伐，轻培植，更缺乏长远的造林规划，基本上是靠自然生长。眼瞅着一棵棵擎天大树变成一个个树桩，刘少奇语重心长地指出：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啊？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我们不但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我们绝不能做享祖宗福、造子孙孽的傻事。

　　为此，他还找来场部的领导和一些工人专门商量造林的问题。当一位老工人提议划出一些林地建造营林村时，他高兴地鼓起掌来，并提出：可以在国有林区划分若干个林区，设居民点，经营森林，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放开经营权，这样才能发挥林业工人的积极性，才能冲破长期吃大锅饭的模式。

　　他进一步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还强调，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应该造林，但责任要明确，要有报酬，可以考虑给老百姓划一部分自留地、自留山，让他们栽树；要实行包栽、包活、包成林，用多种办法把事情办活，不能只用一种模式，统得过死，就势必把自己的手脚也捆起来了。

　　就这样，在林间小道，在伐木场，在工棚，在车厢内，刘少奇和蔼地和工人们侃大山、聊家常，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不失时机地、中肯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主张，为林区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如迅速派人给山上工人每人发一双胶鞋、15尺布、一套秋裤，伐木工喜爱的烧酒取消问题也当即解决了。而他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对促进林业工作冲破“左”的束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湘潮》2023年第6期 程枚村 李敏/文）

审核：杜国胜 编辑：程海军 朱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