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信

1955年7月25日，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穿越大洋，辗转送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手中，写信的人大家一定很熟悉，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钱学森。钱学森为什么给陈叔通写信呢？原来，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钱学森写信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求救”，当时，钱学森在美国已经被限制自由五年了。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十年后成为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38岁的他辞去所任职务，打点好行李，准备携妻带子回国效力。当时他已经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但美国当局不会轻易放走了解美国导弹工程核心机密的高级人才。美国国防海军次长金贝尔放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于是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在美国遭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周恩来抓住时机启动中美谈判。中国南京、北京的数百名教授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声讨美国当局的法西斯暴行。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6月5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开始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于是，钱学森便把回国的希望寄托在准备给陈叔通的信上。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致陈叔通的信件。钱学森与妻子蒋英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蒋英和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联邦调查局并未认出蒋英的笔迹。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像豆腐干大小的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的剪报。

钱学森处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如何避开美国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呢？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望风，蒋英进入商场。特工在后面跟踪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眼睛，安全到达比利时。他的亲戚蒋华一接到信，心里就明白了，马上把这封信寄回祖国。

陈叔通读完这封信，第一时间便把信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周总理让外交部第一时间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这一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还是老一套，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

钱学森的回国使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大大提前。

延伸阅读

钱学森与“两弹一星”

钱学森主持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研制工作

1955年冬天，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来接待他。在校园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脚步，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起来。陈赓大将从旁边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也许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1956年2月的一个周末，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导弹问题。叶帅直截了当地向钱学森提出，希望他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随后，叶帅便带着钱学森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钱学森体会到党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写到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项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我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于是，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

第一枚导弹的研制是仿造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进行的，代号为“东风一号”。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程。他组织科技人员翻译和消化苏联的图纸资料，派技术人员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反设计”。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逐步向独立设计发展。然而，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把钱学森等专家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聂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能，当然能。”聂帅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聂帅的一席话给钱学森等专家以极大鼓舞。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钱学森和其他专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外国专家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10月17日，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试验成功，预示着“东风一号”导弹已可以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了。

“东风一号”发射前夕，钱学森随聂荣臻元帅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科技人员仔细检查导弹质量状况，研究解决试验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发射万无一失。11月5日清晨，浩瀚的酒泉大漠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随着一团橘红色的烈焰，“东风一号”导弹腾空而起，似一柄利剑直刺苍穹……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了。

钱学森提出“两弹结合”设想

1966年10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给世界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中国将在本国的国土上，用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从西部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罗布泊去。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钱学森就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1964年9月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钱学森便与方案论证小组一起开始工作，进行方案选择。一个月后，他便向聂帅提出了一个方案。随后他又组织了改进型导弹的研制工作，从方案设计到完成飞行试验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在本国领土上以“两弹结合”的方式进行核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周恩来总理极为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并指示在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为解决这一极为关键的安全问题，钱学森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两次飞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组织了两批多发改进型导弹的安全可靠性飞行试验。在当时他的《工作手册》中，他以表格方式详细开列了“外协配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到保管期不足和无保管期，小到晶体管、电位器、开关、插头插座等。对这些问题，他都认真对待，并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经过钱学森等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两弹结合”两次“冷”试验相继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0日，中央专委决定实施“热”试验。启程去酒泉发射基地前，钱学森随聂帅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试验任务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毛主席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尔后，他又勉励钱学森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临近试验，发射场区天气骤变，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不到20米。钱学森跟随聂帅坚持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看到参试人员焦急的情形，他耐心地劝说大家：“不要着急，天气很快会好起来的。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万无一失。”27日清晨，发射场区仍然阴云低垂，狂风大作。发射是否进行？在认真听取气象人员的汇报后，钱学森与有关专家商议：一切按计划进行，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中止发射。上午8时以后，天气逐渐好转，风速下降到每秒20米，能见度也在迅速提高。发射进入正常程序：起竖，测试，加注……9时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一团耀眼的火光，导弹像一条巨龙，拔地而起，载着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随后，核弹头在罗布泊上空靶心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形成一团翻卷的蘑菇状烟云袅袅上升……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钱学森主持研制中国卫星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钱学森提出，先进行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发射试验，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在“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以后，他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他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在“651”工程中，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即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是在“东风四号”导弹的基础上，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钱学森在听取“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问题汇报时提出，卫星不放则已，一放就要成功。随着任务的进程，“长征—号”连续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4次发动机全推力下的试车。钱学森每次都亲临现场，解决试车中的技术问题。他曾这样评价：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没有外国援助，没有经过仿制的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为尽快研制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钱学森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后，首先把各机构组建起来。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他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

1970年4月下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专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周总理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决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钱学森等专家在发射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测试检查工作。全部准备工作结束后，钱学森与基地领导郑重地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确定此次发射在4月24日21时30分左右进行。临近发射时，地面一部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态，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钱学森来到发生故障的机房，非常镇定地安抚大家：“不要紧张，这如同临阵打仗一样，一慌就出错，现在最需要的是头脑冷静。”钱学森的一番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迅速查明了原因，排除了故障。　

21时35分，发射“零”时终于到了。大漠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长征一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在轰隆隆的响声中徐徐上升。18秒钟后，火箭开始拐弯，朝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21时45分，从数千公里以外的观测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5分钟后，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央广播事业局打来电话：“我们已经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