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冬生，1908年3月1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和长征。1927年12月入党，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历任红军七师师长、四师师长。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是主力师红四师师长，屡建奇功。1945年他随苏军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曾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当年12月不幸牺牲。贺龙曾评价卢冬生说：“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每一件光荣任务??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的学习和战斗当中，锻炼成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

生死相依：从战场上救出身负重伤的陈赓

1925年春节后，刚满17岁的卢冬生到衡阳唐生智第四师当兵。唐生智第四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出师北伐，卢冬生随军来到武汉。

1927年春天，卢冬生遇见了陈赓。此时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唐生智的第八军任特务营营长。陈赓深知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营部担任警卫员。

特务营有4个连，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士多是安源煤矿的工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务营驻在汉口，负责驻地机关的警卫任务。陈赓利用每次出操点名的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的道理。

卢冬生随陈赓常常到驻地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认识了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员。当时两湖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5月连续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国民党新军阀何键部将机枪对准陈赓驻地门口，逼迫陈赓交出特务营。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步步退让，也主张交出特务营。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跟随陈赓一起离开军队，退到武昌。7月下旬他又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陈接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三师的师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这支部队学生兵多，革命热情高。

8月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放弃南昌，南下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8月20日晨8时，在会昌城外三师和敌钱大钧部短兵相接，一营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了3个山头。但是因友邻部队走错了路，未能及时从两翼发起攻击，三师成了孤军奋战，激战4小时，弹尽援绝。下午1时三师被迫后撤。

敌人疯狂地扑过来。卢冬生和陈赓为掩护大家，走在最后，边打边撤。突然卢冬生看到陈赓跌倒了，他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发现陈赓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他抱着陈赓滚到山下的田沟里，帮助陈赓脱掉制服，包扎好伤口。这时敌人已攻上山来。卢冬生照护着陈赓在草丛里隐蔽到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才和几个战士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

部队继续南下。从会昌到汕头，一路上卢冬生尽心照顾陈赓。到了大埔，组织上考虑前面全是陆路，行走困难，要陈赓就地养伤。卢冬生一再表示，再累，再难也要把陈赓抬到汕头，陈赓也坚决要求随队行动，得到领导批准。

9月24日，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卢冬生陪陈赓住进城里外马路的博爱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起义军的干部，态度很不友好。9月30日汤坑战役失利，起义军连夜仓促撤出汕头。忙乱中，周恩来仍派人给陈赓、卢冬生送钱。不料这位同志未找到医院，所以陈赓、卢冬生不知道撤退一事。

10月1日清早，卢冬生到司令部打听消息，刚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城里，心中大惊，转身回到医院。日本人又下了逐客令。陈赓伤势很重，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伤腿肿得很粗。因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不能行走。卢冬生处变不惊，先将陈赓藏在工人的房间里，然后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在工人、护士的帮助下，卢冬生将陈赓抬到小船上。他和护士划着小船将陈赓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这条轮船是复航后的第一条船，船上有不少起义军的同志，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船刚靠岸，巡捕就上船搜查。卢冬生急中生智，找了把椅子请人把陈赓抬下船。走出码头，他累得气喘嘘嘘，刚要在路边歇歇，巡捕过来不由分说抡起警棍一顿打。陈赓不能走动，卢冬生用身子护着他。等巡捕扬长而去，码头上已看不到一个熟人。还是陈赓熟悉城市环境，说到医院挂个号，延宕时光。可是医生一检查是枪伤，马上就推出门外。到马路上又要挨打。陈赓见前面有个厕所，灵机一动，叫卢冬生把他背到厕所暂避一时。

在厕所里无人打扰，这才感到饥肠辘辘。陈赓天性乐观，抬头看见前边有家西餐馆，开玩笑说：叫客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摸摸身上还有20来块钱，就真去叫西餐。餐馆的服务员端着餐盘跟着卢冬生，走到厕所门口，勃然大怒。饭未吃上又挨了一顿臭骂，陈赓感慨地说：“冬生，你太老实了。”

怎么办？他们俩商量决定去上海找党中央。卢冬生忍着饿，来回奔波，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买了船票，找来一张行军床，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地方狭窄，卢冬生只能倦缩在一边休息。

船到了汕头，周逸群上了船，也躲进货舱，和陈赓、卢冬生不期而遇。因认识周逸群、陈赓的人多，他们不便活动。一路上都是卢冬生跑上跑下照顾他们。在卢冬生的护送下，他们平安到达上海，找到了党中央机关。

陈赓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和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妻子王根英相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倒戈，而卢冬生心中的革命之火越烧越旺。他从周恩来、贺龙、周逸群、陈赓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在卢冬生心中激荡。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王根英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真诚信任：成为贺龙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

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辟根据地。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可是贺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怎么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并机警的同志护送。党中央决定派卢冬生去完成这一任务。卢冬生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是周逸群、贺龙所信任的人。卢冬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告别周恩来，告别了陈赓、王根英，于12月22日踏上征途。

到达武汉后，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腊月23日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20余人雇了一条船，离开武汉。

1月18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早已打听好了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器。

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团防队长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要举枪，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掏出枪，一扬手，那团丁像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同志们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往，形影不离。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20多人在监利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在下车湾贺龙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发动年关暴动。年关暴动后，起义军发展到五六百人，但是打监利城的战斗失败。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个同志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了湘西。部队刚刚拉起来，还未来得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组织、进行整顿，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进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组织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

贺龙、卢冬生十几个同志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崇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领导不成，可现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贺龙决定派卢冬生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同志们连布鞋都穿不上，天天赤脚在深山老林里转战。贺龙筹不出到上海的路费，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拿着6个铜板上路了。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1928年4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作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7月份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卢冬生去湘西。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说：为传递此信，中央特派卢冬生前来。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士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扩大苏区。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真是久旱逢雨，找到了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卢冬生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贺龙十分喜爱卢冬生，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中央6月15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红军工作。

浩然正气：夏曦对半个党员的卢冬生敬畏三分

卢冬生在手枪连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1930年手枪连扩充为警卫营，卢冬生升任营长。警卫营的武器装备很强，每个人配备两支枪，一支快慢机，一支花机关炮，又叫轮子枪，从兵力到火力，警卫营战斗力和一个团不相上下。

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会合成立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一天，贺龙的姐姐贺英送信说，甘占元等土匪3000多人到鹤峰附近活动，他们自称“共产军”，但纪律很坏，骚扰民众。当时驻在走马坪的只有总指挥部和卢冬生的警卫营，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人。要硬打，红军势单力孤；不打，红军在鹤峰站不住脚。贺龙和邓中夏商量后决定用计谋消灭这股敌人。一面派人命令二军、六军到五里坪一带待命，一面派人同甘占元联系。甘占元迫于红军的威势，同意原地驻防。

过了几天，贺龙以接风为名宴请甘占元等人。酒席摆在总指挥部的前厅，卢冬生和十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藏在厅堂的两厢，以贺龙起身离席为号。甘占元毫无防备应邀赴宴。酒过三巡，酒酣耳热，贺龙借口上厕所起身向后院走去。卢冬生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扑向甘占元，手到擒来，甘占元等人顿时成了阶下囚。

贺龙刚到后院还未坐定，卢冬生提着手枪兴冲冲地跟着进了后院，兴奋地说，总指挥，全部解决了，一个没跑，一切顺利，请下令让二、六军迅速行动。二、六军接到命令后，向五里坪合围，将“共产军”的3000多人、2000多支枪全部武装收编，部队得到了扩大和补充。

不久，卢冬生调到二军七师当营长，随后升任二十团团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他随红三军转战汉水两岸，大江南北，在战争中学会了军事指挥。1932年7月卢冬生担任独立师政委，时年24岁。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夏曦坚持分兵作战，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9月，夏曦决定突围，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部队转移时受到敌人的袭击，被拦腰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率独立师的第一团冲过了西荆河。卢冬生和第二团未能过河，经浴血苦战，突围出来几百人。卢冬生收集残部退到荆门、当阳、远安、兴山一带坚持斗争。

卢冬生采取游击战术，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上小股敌人，坚决消灭，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士气大振。卢冬生又设法找到了地方的党组织，会合了当地的独立团，部队扩充到1000多人，仍用独立师的番号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独立师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打士豪，使部队站住脚跟，得到休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卢冬生独当一面，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指挥能力。

1933年初，卢冬生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红三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7000里回到鹤峰，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会师。此时，红三军由于长途行军，连续作战，再加上“肃反”扩大化，减员很多，全军由一万四五千人减少到9000人。卢冬生回来了，而且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还带回来几万块白洋和一些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

同年7月，卢冬生调到红三军主力师当师长。

走马坪会师后，夏曦坚持其错误主张，在红军中一再进行“肃反”。使部队锐减为3000人。夏曦还不顾大家的反对，于1933年3月悍然解散了军中党组织。一时间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前3名是军里的领导人。卢冬生因为在上海入党，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又是工人出身，才保留了党籍。但是党内的很多事情不许他参与，只能算半个党员。这就是3个半党员的来历。

1933年7月，红三军七师、九师分开行动。贺龙和九师在一起。夏曦提出和七师一起行动。卢冬生是一个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人，早就对夏曦作风霸道，自以为是，乱抓人、乱杀人等行为不满。

七师在石门地区活动时，与保安队打了一场恶战。卢冬生要夏曦赶快率非战斗人员过宣沙河，向西斋、磨盘洲的方向撤走，他自己率部队在后面顶着。夏曦到了河边，见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一筹莫展。

第二天卢冬生率部队赶到，见部队仍在河边，火冒三丈。指着夏曦大骂，你为什么没有过河，你的本事哪里去了？你把那些创造苏区的同志都杀了，说他们创造苏区是为了破坏苏区??今天过不了河，部队受损失，你算什么党员！卢冬生很快指挥部队过了河。从此夏曦才知道没有卢冬生他指挥不了部队，对卢冬生敬畏三分。

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的坚持和中央支持下下，1934年6月红三军重建了党组织，卢冬生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由于军党委坚决反对，终于制止夏曦搞新的“肃反”。

情同手足：为战友辩护受到刘伯承赞许

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县境，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的领导下，开始清算夏曦过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七、九师分别改为四、六师，卢冬生任四师师长。

红二、六军团决定首先消灭湘西军阀陈渠珍，创建根据地。

11月13日，红二、六军团主动退出永顺，向北转移。卢冬生率四师留在最后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引敌人上钩，16日，四师退到永顺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十万坪是狭长谷地，两侧山上是参天大树，二、六军团早已埋伏好，以逸待劳。这场伏击战，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大部，击溃了一个旅又一个团。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占领了永顺。这一仗给陈渠珍以歼灭性打击。红二、六军团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6月，二、六军团在后坪鸡公垭与敌军打了一仗，卢冬生腿部受伤。卢冬生曾经数次受伤，但每次均一直坚持战斗。这次因伤势严重，只好随军部行动。当时医疗条件差，脚虽保住了，可是留下残疾——坐骨神经疼。8月，他回到部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敌人派了100多个团包围湘鄂川黔地区。二、六军团只有两万来人，寡不敌众。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部队从桑植出发，四师担任前卫，实行突围。二、六军团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部队转了一个弯，向湘黔边转移，一下子把敌人的10多个师甩掉了。

长征途中，张国焘以总部的名义几次命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朱德认为和二、六军团会师后，会有助于推动张国焘北上，有利于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同意发报。接到红军总部电报后，二、六军团领导人于1936年3月决定北上。能否顺利北上，抢渡金沙江是关键的一仗。

金沙江畔的石鼓渡口江宽水急，地势险要，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防守。敌人据碉凭险，封锁了渡口，将船全部拖到江北岸。卢冬生派侦察连长朱玉庭找渡船，空手而归。卢冬生当机立断，命令扎木筏、竹排，他亲自给船工做工作，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北上的意义，并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遇。在船工的协助下，从上游找到了渡口渡江。部队渡江后，消灭了敌人，夺过渡船。二军团用两天的时间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卢冬生由于指挥有方，受到嘉奖。

6月，红二、六军团分别向甘孜进发。红六军团为右纵队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会合，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在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合。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二方面军，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盗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贺龙、任弼时、王震、卢冬生等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斗争。

二方面军过草地后，军分会开会，有人说五师的后卫团团长支援友邻部队不力，使骑兵连被藏族土司武装歼灭，要枪毙这个团长。保卫局马上派人把团长反绑起来，关在保卫局。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无人讲话。卢冬生挺身而出，说明情况：这个团离骑兵连几十里地，连枪声都听不见，支援不力，从何说起？再说战士们天天吃野菜、树叶、皮带，忍饥挨饿，体质大减，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可能驰援。他心情沉重地说，雪山爬过来了，草地也走过来了。过去多少干部被错杀，长征中牺牲了多少干部战士。干部宝贵啊，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地杀干部了。他又说:“这个团长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了，身上挨了多少颗子弹，因为一个过错，就杀！？我们看干部是看他一时的表现，还是看他一贯的表现？”卢冬生说得那位提议枪毙的同志哑口无言。刘伯承赞许地说：“卢冬生说得有理。”

军分会决定不杀这个团长。卢冬生仍不放心，拿出自己的毛毯和20块大洋，派警卫参谋罗坤山送到保卫局，亲手交给这个团长，让这个团长想办法买一点青稞吃。

部队继续北上，二方面军计划从六盘山的南山脚下直奔洪德、环县。突然遇到敌人骑兵，总部决定四师留在南山脚下狙击敌人，掩护全军转移。

卢冬生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他对营连干部交待任务:“咱们是一个师，只不过一千多人，而敌人有两个军，上有飞机支援，下有骑兵，任务艰巨。这是关系到全军的一战，必须打好。”战士们在卢冬生带领下奋勇杀敌，血战了两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守住了阵地，掩护主力安全过了六盘山。

朴实为人：为陈云取行李不幸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卢冬生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部队开拔前线前夕，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决定张宗逊接任他为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卢冬生，并和他谈话。

1937年底，中央决定从抗大、党校选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边养病，边学习。卢冬生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周恩来和卢冬生谈了话。1938年2月，卢冬生同刘亚楼等一起离开延安，5月到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安排下，卢冬生等先到黑海边疗养、治病。1939年初回到莫斯科学习。学校设在郊外一个庄园里，学校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卢冬生在军事班学习。1939年2月，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军事班是由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的高级教官讲课，所以又称为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

卢冬生从小没有念过书，参加红军后，在戎马倥偬中，坚持学习，能够看报、写信。在军事班不单学习中文，还要学习俄文，学习军事、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他刻苦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业。卢冬生还和其他同学到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增进各党之间的了解，扩大我党的影响。

1939年秋，周恩来、邓颖超到莫斯科治病，特地到学校看望同志们。见到卢冬生，周恩来勉励他努力学习，并赠送照片签名留念。

1941年9月，卢冬生从陆军大学毕业。因苏德战争爆发，回国的交通断绝。卢冬生被派到远东地区，在苏军八十八旅工作。八十八旅是由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编成的，为了方便编入红军序列，卢冬生成了一名苏联红军军官。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卢冬生和周保中一起回国，先到达长春，后到哈尔滨。当时八路军还未大批进入东北，哈尔滨市的秩序混乱。1945年12月13日，陈云到达哈尔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到松江军区任司令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因陈云等的行李在离会场几百米处的地方，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请陈云不要回住所。卢冬生自告奋勇为同志们取行李。他带了一个警卫员扛着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几个行为不轨的苏军战士利用夜深人静拦路抢劫。卢冬生十分气恼，批评他们，并拿出红军军官证件。这几个人见他是军官，自知闯了大祸，为了逃避处罚，起了歹心。他们把卢冬生和警卫员押到僻静的铁路边枪杀。

卢冬生遇难时只有37岁。

贺龙得知卢冬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说：“当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卢冬生的一个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我深切知道这一损失的沉重。” （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