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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冬生:英勇忠贞的战将

来源:《中华魂》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30日

卢冬生,1908年3月1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和长征。1927年12月入党,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历任红军七师师长、四师师长。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是主力师红四师师长,屡建奇功。1945年他随苏军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曾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当年12月不幸牺牲。贺龙曾评价卢冬生说:“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每一件光荣任务??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的学习和战斗当中,锻炼成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

生死相依:从战场上救出身负重伤的陈赓

1925年春节后,刚满17岁的卢冬生到衡阳唐生智第四师当兵。唐生智第四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出师北伐,卢冬生随军来到武汉。

1927年春天,卢冬生遇见了陈赓。此时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唐生智的第八军任特务营营长。陈赓深知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营部担任警卫员。

特务营有4个连,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士多是安源煤矿的工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务营驻在汉口,负责驻地机关的警卫任务。陈赓利用每次出操点名的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的道理。

卢冬生随陈赓常常到驻地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认识了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员。当时两湖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5月连续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国民党新军阀何键部将机枪对准陈赓驻地门口,逼迫陈赓交出特务营。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步步退让,也主张交出特务营。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跟随陈赓一起离开军队,退到武昌。7月下旬他又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陈接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三师的师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这支部队学生兵多,革命热情高。

8月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放弃南昌,南下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8月20日晨8时,在会昌城外三师和敌钱大钧部短兵相接,一营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了3个山头。但是因友邻部队走错了路,未能及时从两翼发起攻击,三师成了孤军奋战,激战4小时,弹尽援绝。下午1时三师被迫后撤。

敌人疯狂地扑过来。卢冬生和陈赓为掩护大家,走在最后,边打边撤。突然卢冬生看到陈赓跌倒了,他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发现陈赓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他抱着陈赓滚到山下的田沟里,帮助陈赓脱掉制服,包扎好伤口。这时敌人已攻上山来。卢冬生照护着陈赓在草丛里隐蔽到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才和几个战士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

部队继续南下。从会昌到汕头,一路上卢冬生尽心照顾陈赓。到了大埔,组织上考虑前面全是陆路,行走困难,要陈赓就地养伤。卢冬生一再表示,再累,再难也要把陈赓抬到汕头,陈赓也坚决要求随队行动,得到领导批准。

9月24日,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卢冬生陪陈赓住进城里外马路的博爱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起义军的干部,态度很不友好。9月30日汤坑战役失利,起义军连夜仓促撤出汕头。忙乱中,周恩来仍派人给陈赓、卢冬生送钱。不料这位同志未找到医院,所以陈赓、卢冬生不知道撤退一事。

10月1日清早,卢冬生到司令部打听消息,刚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城里,心中大惊,转身回到医院。日本人又下了逐客令。陈赓伤势很重,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伤腿肿得很粗。因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不能行走。卢冬生处变不惊,先将陈赓藏在工人的房间里,然后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在工人、护士的帮助下,卢冬生将陈赓抬到小船上。他和护士划着小船将陈赓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这条轮船是复航后的第一条船,船上有不少起义军的同志,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船刚靠岸,巡捕就上船搜查。卢冬生急中生智,找了把椅子请人把陈赓抬下船。走出码头,他累得气喘嘘嘘,刚要在路边歇歇,巡捕过来不由分说抡起警棍一顿打。陈赓不能走动,卢冬生用身子护着他。等巡捕扬长而去,码头上已看不到一个熟人。还是陈赓熟悉城市环境,说到医院挂个号,延宕时光。可是医生一检查是枪伤,马上就推出门外。到马路上又要挨打。陈赓见前面有个厕所,灵机一动,叫卢冬生把他背到厕所暂避一时。

在厕所里无人打扰,这才感到饥肠辘辘。陈赓天性乐观,抬头看见前边有家西餐馆,开玩笑说:叫客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摸摸身上还有20来块钱,就真去叫西餐。餐馆的服务员端着餐盘跟着卢冬生,走到厕所门口,勃然大怒。饭未吃上又挨了一顿臭骂,陈赓感慨地说:“冬生,你太老实了。”

怎么办?他们俩商量决定去上海找党中央。卢冬生忍着饿,来回奔波,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买了船票,找来一张行军床,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地方狭窄,卢冬生只能倦缩在一边休息。

船到了汕头,周逸群上了船,也躲进货舱,和陈赓、卢冬生不期而遇。因认识周逸群、陈赓的人多,他们不便活动。一路上都是卢冬生跑上跑下照顾他们。在卢冬生的护送下,他们平安到达上海,找到了党中央机关。

陈赓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和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妻子王根英相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倒戈,而卢冬生心中的革命之火越烧越旺。他从周恩来、贺龙、周逸群、陈赓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在卢冬生心中激荡。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王根英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真诚信任:成为贺龙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

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辟根据地。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可是贺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怎么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并机警的同志护送。党中央决定派卢冬生去完成这一任务。卢冬生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是周逸群、贺龙所信任的人。卢冬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告别周恩来,告别了陈赓、王根英,于12月22日踏上征途。

到达武汉后,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腊月23日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20余人雇了一条船,离开武汉。

1月18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早已打听好了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器。

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团防队长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要举枪,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掏出枪,一扬手,那团丁像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同志们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往,形影不离。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20多人在监利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在下车湾贺龙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发动年关暴动。年关暴动后,起义军发展到五六百人,但是打监利城的战斗失败。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个同志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了湘西。部队刚刚拉起来,还未来得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组织、进行整顿,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进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组织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

贺龙、卢冬生十几个同志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崇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领导不成,可现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贺龙决定派卢冬生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同志们连布鞋都穿不上,天天赤脚在深山老林里转战。贺龙筹不出到上海的路费,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拿着6个铜板上路了。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1928年4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作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7月份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卢冬生去湘西。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说:为传递此信,中央特派卢冬生前来。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士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扩大苏区。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真是久旱逢雨,找到了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卢冬生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贺龙十分喜爱卢冬生,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中央6月15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红军工作。

浩然正气:夏曦对半个党员的卢冬生敬畏三分

卢冬生在手枪连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1930年手枪连扩充为警卫营,卢冬生升任营长。警卫营的武器装备很强,每个人配备两支枪,一支快慢机,一支花机关炮,又叫轮子枪,从兵力到火力,警卫营战斗力和一个团不相上下。

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会合成立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一天,贺龙的姐姐贺英送信说,甘占元等土匪3000多人到鹤峰附近活动,他们自称“共产军”,但纪律很坏,骚扰民众。当时驻在走马坪的只有总指挥部和卢冬生的警卫营,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人。要硬打,红军势单力孤;不打,红军在鹤峰站不住脚。贺龙和邓中夏商量后决定用计谋消灭这股敌人。一面派人命令二军、六军到五里坪一带待命,一面派人同甘占元联系。甘占元迫于红军的威势,同意原地驻防。

过了几天,贺龙以接风为名宴请甘占元等人。酒席摆在总指挥部的前厅,卢冬生和十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藏在厅堂的两厢,以贺龙起身离席为号。甘占元毫无防备应邀赴宴。酒过三巡,酒酣耳热,贺龙借口上厕所起身向后院走去。卢冬生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扑向甘占元,手到擒来,甘占元等人顿时成了阶下囚。

贺龙刚到后院还未坐定,卢冬生提着手枪兴冲冲地跟着进了后院,兴奋地说,总指挥,全部解决了,一个没跑,一切顺利,请下令让二、六军迅速行动。二、六军接到命令后,向五里坪合围,将“共产军”的3000多人、2000多支枪全部武装收编,部队得到了扩大和补充。

不久,卢冬生调到二军七师当营长,随后升任二十团团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他随红三军转战汉水两岸,大江南北,在战争中学会了军事指挥。1932年7月卢冬生担任独立师政委,时年24岁。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夏曦坚持分兵作战,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9月,夏曦决定突围,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部队转移时受到敌人的袭击,被拦腰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率独立师的第一团冲过了西荆河。卢冬生和第二团未能过河,经浴血苦战,突围出来几百人。卢冬生收集残部退到荆门、当阳、远安、兴山一带坚持斗争。

卢冬生采取游击战术,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上小股敌人,坚决消灭,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士气大振。卢冬生又设法找到了地方的党组织,会合了当地的独立团,部队扩充到1000多人,仍用独立师的番号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独立师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打士豪,使部队站住脚跟,得到休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卢冬生独当一面,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指挥能力。

1933年初,卢冬生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红三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7000里回到鹤峰,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会师。此时,红三军由于长途行军,连续作战,再加上“肃反”扩大化,减员很多,全军由一万四五千人减少到9000人。卢冬生回来了,而且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还带回来几万块白洋和一些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

同年7月,卢冬生调到红三军主力师当师长。

走马坪会师后,夏曦坚持其错误主张,在红军中一再进行“肃反”。使部队锐减为3000人。夏曦还不顾大家的反对,于1933年3月悍然解散了军中党组织。一时间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前3名是军里的领导人。卢冬生因为在上海入党,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又是工人出身,才保留了党籍。但是党内的很多事情不许他参与,只能算半个党员。这就是3个半党员的来历。

1933年7月,红三军七师、九师分开行动。贺龙和九师在一起。夏曦提出和七师一起行动。卢冬生是一个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人,早就对夏曦作风霸道,自以为是,乱抓人、乱杀人等行为不满。

七师在石门地区活动时,与保安队打了一场恶战。卢冬生要夏曦赶快率非战斗人员过宣沙河,向西斋、磨盘洲的方向撤走,他自己率部队在后面顶着。夏曦到了河边,见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一筹莫展。

第二天卢冬生率部队赶到,见部队仍在河边,火冒三丈。指着夏曦大骂,你为什么没有过河,你的本事哪里去了?你把那些创造苏区的同志都杀了,说他们创造苏区是为了破坏苏区??今天过不了河,部队受损失,你算什么党员!卢冬生很快指挥部队过了河。从此夏曦才知道没有卢冬生他指挥不了部队,对卢冬生敬畏三分。

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的坚持和中央支持下下,1934年6月红三军重建了党组织,卢冬生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由于军党委坚决反对,终于制止夏曦搞新的“肃反”。

情同手足:为战友辩护受到刘伯承赞许

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县境,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的领导下,开始清算夏曦过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七、九师分别改为四、六师,卢冬生任四师师长。

红二、六军团决定首先消灭湘西军阀陈渠珍,创建根据地。

11月13日,红二、六军团主动退出永顺,向北转移。卢冬生率四师留在最后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引敌人上钩,16日,四师退到永顺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十万坪是狭长谷地,两侧山上是参天大树,二、六军团早已埋伏好,以逸待劳。这场伏击战,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大部,击溃了一个旅又一个团。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占领了永顺。这一仗给陈渠珍以歼灭性打击。红二、六军团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6月,二、六军团在后坪鸡公垭与敌军打了一仗,卢冬生腿部受伤。卢冬生曾经数次受伤,但每次均一直坚持战斗。这次因伤势严重,只好随军部行动。当时医疗条件差,脚虽保住了,可是留下残疾——坐骨神经疼。8月,他回到部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敌人派了100多个团包围湘鄂川黔地区。二、六军团只有两万来人,寡不敌众。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部队从桑植出发,四师担任前卫,实行突围。二、六军团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部队转了一个弯,向湘黔边转移,一下子把敌人的10多个师甩掉了。

长征途中,张国焘以总部的名义几次命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朱德认为和二、六军团会师后,会有助于推动张国焘北上,有利于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同意发报。接到红军总部电报后,二、六军团领导人于1936年3月决定北上。能否顺利北上,抢渡金沙江是关键的一仗。

金沙江畔的石鼓渡口江宽水急,地势险要,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防守。敌人据碉凭险,封锁了渡口,将船全部拖到江北岸。卢冬生派侦察连长朱玉庭找渡船,空手而归。卢冬生当机立断,命令扎木筏、竹排,他亲自给船工做工作,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北上的意义,并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遇。在船工的协助下,从上游找到了渡口渡江。部队渡江后,消灭了敌人,夺过渡船。二军团用两天的时间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卢冬生由于指挥有方,受到嘉奖。

6月,红二、六军团分别向甘孜进发。红六军团为右纵队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会合,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在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合。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二方面军,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盗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贺龙、任弼时、王震、卢冬生等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斗争。

二方面军过草地后,军分会开会,有人说五师的后卫团团长支援友邻部队不力,使骑兵连被藏族土司武装歼灭,要枪毙这个团长。保卫局马上派人把团长反绑起来,关在保卫局。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无人讲话。卢冬生挺身而出,说明情况:这个团离骑兵连几十里地,连枪声都听不见,支援不力,从何说起?再说战士们天天吃野菜、树叶、皮带,忍饥挨饿,体质大减,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可能驰援。他心情沉重地说,雪山爬过来了,草地也走过来了。过去多少干部被错杀,长征中牺牲了多少干部战士。干部宝贵啊,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地杀干部了。他又说:“这个团长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了,身上挨了多少颗子弹,因为一个过错,就杀!?我们看干部是看他一时的表现,还是看他一贯的表现?”卢冬生说得那位提议枪毙的同志哑口无言。刘伯承赞许地说:“卢冬生说得有理。”

军分会决定不杀这个团长。卢冬生仍不放心,拿出自己的毛毯和20块大洋,派警卫参谋罗坤山送到保卫局,亲手交给这个团长,让这个团长想办法买一点青稞吃。

部队继续北上,二方面军计划从六盘山的南山脚下直奔洪德、环县。突然遇到敌人骑兵,总部决定四师留在南山脚下狙击敌人,掩护全军转移。

卢冬生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他对营连干部交待任务:“咱们是一个师,只不过一千多人,而敌人有两个军,上有飞机支援,下有骑兵,任务艰巨。这是关系到全军的一战,必须打好。”战士们在卢冬生带领下奋勇杀敌,血战了两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守住了阵地,掩护主力安全过了六盘山。

朴实为人:为陈云取行李不幸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卢冬生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部队开拔前线前夕,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决定张宗逊接任他为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卢冬生,并和他谈话。

1937年底,中央决定从抗大、党校选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边养病,边学习。卢冬生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周恩来和卢冬生谈了话。1938年2月,卢冬生同刘亚楼等一起离开延安,5月到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安排下,卢冬生等先到黑海边疗养、治病。1939年初回到莫斯科学习。学校设在郊外一个庄园里,学校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卢冬生在军事班学习。1939年2月,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军事班是由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的高级教官讲课,所以又称为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

卢冬生从小没有念过书,参加红军后,在戎马倥偬中,坚持学习,能够看报、写信。在军事班不单学习中文,还要学习俄文,学习军事、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他刻苦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业。卢冬生还和其他同学到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增进各党之间的了解,扩大我党的影响。

1939年秋,周恩来、邓颖超到莫斯科治病,特地到学校看望同志们。见到卢冬生,周恩来勉励他努力学习,并赠送照片签名留念。

1941年9月,卢冬生从陆军大学毕业。因苏德战争爆发,回国的交通断绝。卢冬生被派到远东地区,在苏军八十八旅工作。八十八旅是由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编成的,为了方便编入红军序列,卢冬生成了一名苏联红军军官。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卢冬生和周保中一起回国,先到达长春,后到哈尔滨。当时八路军还未大批进入东北,哈尔滨市的秩序混乱。1945年12月13日,陈云到达哈尔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到松江军区任司令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因陈云等的行李在离会场几百米处的地方,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请陈云不要回住所。卢冬生自告奋勇为同志们取行李。他带了一个警卫员扛着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几个行为不轨的苏军战士利用夜深人静拦路抢劫。卢冬生十分气恼,批评他们,并拿出红军军官证件。这几个人见他是军官,自知闯了大祸,为了逃避处罚,起了歹心。他们把卢冬生和警卫员押到僻静的铁路边枪杀。

卢冬生遇难时只有37岁。

贺龙得知卢冬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说:“当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卢冬生的一个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我深切知道这一损失的沉重。” (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