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聋哑老红军，于1935年在大渡河畔加入中央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他作为一名炊事员，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人民军队，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谱写出一部无声的传奇。

　　工作从不打折扣

　　1949年，“聋哑红军”随中央警卫部队进入北京后，驻地最开始是在香山，后进驻旃坛寺，1953年7月又搬到公主坟，生活环境和工作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警备团扩编为公安师，“聋哑红军”也跟着从原来的团部炊事班到了师部机关炊事班。

　　大城市有自来水，炊事班也开始烧煤，用不着挑水和烧火了，后来连马都没有了。“聋哑红军”开始闲了下来，但他仍然还想到炊事班干点什么工作，然而，新兵又怎么能让这位老红军受累？菜刀等厨具都被新兵们抢了下来。他参军2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挑水、切菜等工作，这一停下来使他极不自在。于是，他整天找活干，常扛把扫帚，在机关大院里转悠，看到哪里不干净就马上打扫；星期天，澡堂前的人多了，他又主动站在门口收票，维护秩序。

　　战友们已经明显地看出，此时的“聋哑红军”，身子骨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次体检，卫生所发现他有冠心病，血压也明显偏高。师长刘辉山特别照顾他，给他联系了大连一家荣军院。但他去了不到半个月，就回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师领导考虑到当时营区有一片荒地，准备开发成两片果园，于是决定让他来管理果园。

　　“聋哑红军”听说这一消息，高兴地表示接受任务，当即赴任。从此，他把果园当成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场所，每天劳动在果园，拔草、浇水、剪枝、灭虫，发现有人损坏果树就及时制止。不管是风天雨天，还是春夏秋冬，人们总能见到他在果园内劳动，或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尽职尽责地看护这片果树。

　　“聋哑红军”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他一生中没有担任过正式职务的“官”，担任这片果园的管理员，可算是他一生中职务最大的“官”了，那一排排果树就是他的兵（北京卫戍区部队至今还保留着这片果园）。刘辉山曾回忆说：“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

　　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被授予少尉军衔、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1955年国庆节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佩授军衔。一次，“聋哑红军”拍了拍师长刘辉山肩上的少将军衔，伸出了大拇指。几天后，师领导对给他授衔一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师领导认为，“聋哑红军”从长征路一路走来，劳苦功高，决定给他授予干部军衔，定为少尉正排级。

　　11月，“聋哑红军”被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又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授予老红军的最高资历勋章和奖章。从授衔开始，人民军队正规化也体现在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建档，“聋哑红军”也有了自己的档案。在中央警卫部队档案室里，就有了这样一份不可思议的档案：姓名：哑巴；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1935年6月。

　　“聋哑红军”在京城警卫部队中受到了指战员们的尊重。每当大家见到他，都会主动停步，首先向他敬礼。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没有受过奖立过功，却是一位真正的功臣，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都曾向他竖大拇指。

　　两个称呼

　　进入老年的“聋哑红军”，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组织上照顾他，让他休息，但他仍然自觉坚持为部队发展建设做着各种小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聋哑红军”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保持着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保持着勤俭朴素的本色。实行薪金制后，后勤财务部门按月发给他工资，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不贪图安逸享受。他生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他舍不得多吃、舍不得多用，军装也是穿旧不穿新。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经常在京城中央警卫一师师部大院里看到他的身影。大院里的孩子和年轻的战士们都已经习惯称呼他为“哑巴红军”，干部们则称他为“哑巴同志”。这两个称谓成了他的代名词，陪伴他走过一生。

　　晚年并不孤独

　　“聋哑红军”一生单身，直至去世也未能回到老家，没有找到他老家的亲人。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孤独。陪他一路走来的，有中央最高首长，军队各级领导，众多的战友、同事，还有组织上专门派出照顾他的护理人员。

　　对于照顾好“聋哑红军”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专门交代过有关部门要多加关照。1971年10月中旬，周恩来从广州回到北京，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其他几位领导时问起他，并指示：“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为了让“聋哑红军”安度晚年，组织上曾多次考虑给他找个伴儿、成个家，也多次想找到他的家乡，与他家里人取得联系。但由于几十年的变迁，加之他缺乏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成功。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管理科的同志给“聋哑红军”置办了家具，想方设法改善他的伙食。逢年过节的时候，师领导和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友都要来慰问。与他关系最频繁、最直接的是师后勤部管理科的会计王体学。因为他的工资都存在王体学这里，他需要钱了，随时来取；他有什么心事，也喜欢向王体学表达。

　　1972年5月的一天晚上，“聋哑红军”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连报病危。师领导立即前来探望，两天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师党委决定，“聋哑红军”因年迈多病离休，并让他住在师医院的单间病房里，分配专职护理人员陪伴。

　　“聋哑红军”平常最爱看戏和文艺节目，管理人员特别购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是师医院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他看电视节目，常常看得津津有味，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护士们的眼里就是一个老顽童。他在延安时期的老指导员、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泽洲，来医院看望他时，以卫戍区的名义送给他一台电冰箱。这一举措对他的饮食有了很大改善，增进了他的身体健康。卫戍区和警卫一师的领导和老战友也常到他住的房间探望和慰问。

　　一段时间里，“聋哑红军”在师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身体状况较为稳定。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又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病和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经师党委会议讨论，成立了“哑巴同志医疗护理小组”。

　　1978年，“聋哑红军”成为享受正团职待遇的老干部。1981年5月，师政治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请示“聋哑红军”享受副师职离休待遇。干部部部长吕企儒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现役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几天后，师政治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籍贯和姓名

　　1983年6月14日，“聋哑红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6月20日上午8时，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管理科的工作人员着手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全部家当：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

　　“聋哑红军”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院东二室277号。安葬在这里的逝者都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将帅等。整个墓区骨灰盒上都镌刻着逝者的姓名，唯独他的骨灰盒是以身体特征和政治面貌为姓名：“哑巴同志”。

　　令人欣慰的是，从考察中我们得知，这位“哑巴同志”“哑巴红军”在参加红军之前是有姓名的。在他的家谱中，他被他的长辈和乡亲们呼唤为“熊世皮”，生于1891年，他的家乡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作者:陈宇 系军科院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