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刘少奇的著作（尤其是其中的讲话、演讲、报告），每每令人为他的说理态度、说理方法、说理魅力感叹不已。无论对党内对党外，抑或对同级对下级，还是对群众对朋友；无论阐释党的政策策略，还是个人看法主张，抑或解答人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乃至揭露敌人阴谋、破解敌人骗局，他都坚持说理，以理服人。由此而形成的丰富多彩、令人惊叹的说理艺术，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源于他对说理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经由历史选择并检验过的、毋庸置疑的。然而，处身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靠自封，也不是由于法律规定、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这就是说理的力量，也就是说理之所以重要与必要的所在。

虽然刘少奇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共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起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大变动之时。但就是在中共执政条件下，党要带领人民群众去实现党确立的奋斗目标，不还是要靠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靠党的方针政策策略能为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并自愿实行吗？为此就离不了通过说理以说服群众的细致、乃至艰苦的工作。

共产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这种结合不是混合，也不是简单的总合，而是有一定形式的结合。这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具体的结合形式则是民主集中制，依靠民主集中制达到党的统一。“党的统一的内容与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没有这种一致，党的结合就形同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

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说，要大家来讨论，发表意见，好的意见要采纳，不好的意见要加以说服。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便是把大家的意见和力量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统一的力量”。发表意见和统一意见，都少不了说理。显而易见，刘少奇在这里强调了说理对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统一党内意见的重要与必要。

“党内如果有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就必须开展斗争，重新取得一致”。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教育的过程，无疑就是说理的过程。因此，“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由此可见，刘少奇是如何把说理当作调节党内关系、维护党的统一之重要一环的。

党的领导机关、党的负责人要对党组织、党员、群众实行正确、有效的领导，不能不注意并不断改进领导方式。一般而言，领导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一种是发扬民主的领导方式。前者主要倚靠党内的法律，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并滥用组织手段，缺乏政治上的原则上的说服。一切问题都用决定、决议、命令、指令等去解决，而缺少提议、建议及在政治上、原则上、工作上去具体帮助下级解决问题的东西。显然，这是不正确的领导方式。

发扬民主的领导方式，是“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原则上方法上去说服他下面的干部和党员，使他们自己懂得怎样去进行工作”。是尊重群众、信仰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对于党和党员的相信与尊重。只用说服群众的方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而绝不采用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依照党的方向行动。当干群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和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正确引导；至于群众的合理要求，一时不能满足，也应把实情向群众讲清楚。这样做，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因为在刘少奇看来，“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是在他长期、多样、有时甚至是复杂尖锐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用不同的说理方法，教育、引导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将思想、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来，落实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去。他的情意殷殷、感人肺腑，实话实说、开诚布公，深入浅出、举一反三，正反对比、是非分明，条分缕析、丝丝入扣，逐层分解、剥壳见芯等等说理方式，形成他的说理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长久的记忆。

平等待人，以情感人

刘少奇很早就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但他一贯平等待人，以情感人。他在说理时，就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从而拉近双方距离，让对方放下心理包袱，心平气和地听他说理，跟他吐露内心想法，诚心服从他的道理。

1922年秋起，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两年多。期间他耳闻目睹工人中因小失大、见利忘义的种种表现，内心焦虑不安。为此，他一面以“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相劝勉；一面以“有了事情，俱乐部万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及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相告诫。刘少奇这番话语中所表达的情、义、理，是如此之切近、明了、深刻，听者岂能无动于衷？安源路矿俱乐部能在白色恐怖下，取得诸多成绩与经验，而在当年中国工运中独树一帜，少不了刘少奇的说理之功。

全国解放前夕，已有部分大城市回到人民手中，这些城市里原属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被人民政府接管，同时接管的还有工厂企业原有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如何使这些人员能够安心留下、诚心合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个大问题。刘少奇对此有充分认识，他在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时，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为使对方消除心理负担，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他还说，职员和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大家在人格上、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刘少奇的这番暖心话，自然首先着眼于政治，但其情感力量依然充盈其间，足以感动听众，进而以主人翁姿态参加工厂管理和国家经济建设。

晓之以理，循循善诱

刘少奇说理，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情怀，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向，以保障（维护）党员和群众的正当权益。为此，他务使自己要讲的道理能让对方知晓，不仅知其一，还能知其二；不仅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还能明白不这样做的害处。

1933年5月1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赤都瑞金开幕。会议根据苏区一些地方劳动部门，在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上处置失当，因而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况，作出了停止“强迫介绍”的决议。有工人，尤其是失业、半失业或将要失业的工人，对此表示怀疑与反对。刘少奇感到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还有解释清楚的必要，遂撰专文进行解释。他在文中追溯“强迫介绍”这回事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指出此举于苏维埃法律并无根据，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也没有这样的命令和决议。再指出此事发生的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工人失业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政府与工会没有很好地来救济失业工人。对于“强迫介绍”是否能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他则明确指出这是“挖肉医疮”的办法，不独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会使失业更增加，给怠工的资本家以关门停业的借口。然而，“强迫介绍”行不通，停止了，失业工人怎么办？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刘少奇给他们吃了颗定心丸：必须救济他们。与此同时，必须肃清忽视失业工人日常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纠正“左”的“强迫介绍”的错误。文章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引用汀州、瑞金的实例，提出了如何救济失业工人的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如设立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发放临时补助津贴，组织合作社等。

显而易见，刘少奇的这通解释合法、合理又合情，既否定了“强迫介绍”的做法，又照顾到失业工人的利益诉求，堪称说理的典范。

权衡利害，讲究策略

刘少奇善于根据形势发展、条件变化，按照趋利避害原则，制定行动方针和斗争（工作）方式。在动员、教育党员和群众时，他善于讲清一件事在何时何处、由何人去做，用什么方式方法去做，能获得最好结果；否则只能取其次，或适得其反。在争取和维护群众利益，调动各种力量完成革命任务时，他善于说服党员和群众，尽可能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合法手段，以减少阻力、避免损失。而他这样说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受到误解，遭到批判。不过，由此却更显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的党性、他的胆识非常人可比。

20世纪30年代前期，我党及其领导的赤色工会，如何正确对待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里的群众，不时引发争议。这些争议由认识不同而导致策略各异。有“左”倾错误思想的人，主张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号召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退出。刘少奇则维护中共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的正确原则，批评他们的说话做法无异于为敌人张目，将群众推向敌人一方。他说，工人退出黄色工会，会取消或削弱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不利于觉悟工人接近、争取还留在黄色工会下面各厂的工友，与其他厂的工友也更脱离。再者，若由那些退出的工人去组织独立工会，跟黄色工会对立，事实上将因力量对比悬殊而于工人不利，反而分裂了工人队伍。两种策略利害所在，泾渭分明。

照顾各方，不忘初心

刘少奇说理时，能顾及各方立场、利益、要求，仔细权衡，尽量找到兼顾各方的办法。与此同时，他始终不忘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取最大利益，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

1933年夏，中央苏区各地工会正在改订集体合同，其间有工人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工会有一些过左的做法，既使资本家难以接受，又让工会陷入窘境。刘少奇为此撰文，详细阐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首先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我们要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提出让资方难以承受而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没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左”的错误必须纠正。“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要直接影响到工农联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工人的部分失业。但是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我们绝不能跑到右的‘劳资妥协’的泥坑中去。”文章还就不能强迫工人减低过高要求，而要通过说服，以至等待（暂时容忍与让步，以便有更多时间、更多力量去说服工人），让工人自愿去做的必要性，进行了解释。

1948年4月28日，刘少奇在对赴哈尔滨出席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的部分地区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顾某一方，不顾另一方，都是不行的。因为“在解放区，如果工厂开不起来，工人就会失业，我们工人不能只强调私人的暂时的片面的利益，应该看到并服从长期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工商业办不起来。所以主要的应该发展生产，但不照顾工人也不对”。当然，这个照顾，更多的还得从发展生产中去实现。不言而喻，刘少奇的这些道理是从实际出发、从工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得出来的，因而是有说服力的。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何以有如此之广度、深度、温度和力度呢？那是因为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能自觉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因为他有正确的群众观，深知群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而“不是木头或机器”。要想组织群众，就先要启发群众的自动性，然后紧密联系群众的要求，用各种各样适当的方式去组织。因为他善于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心知肚明；又惯于独立思考，从不盲从，故而能提出恰当有效的战略策略，使人心服口服。还因为他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时时、处处、事事不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谋利益。不仅谋眼前利益，更谋长远利益；不仅谋局部利益，更谋全局利益。从而使他的说理具有长久的力量，哪怕一时不为人接受、甚至误解，终究也会闪耀出真理的光芒。（朝东）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