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尽管已去世30多年，但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当地基层干部认为，谷文昌家风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艰苦朴素、清白为官、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全面从严治党，要把这些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好。
　　清白持家，子女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
　　谷文昌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1976年，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
　　谷豫东说：“遇到工作调动、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我们也曾多次向父亲‘求助’，但他的回答永远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靠着我的关系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
　　“人很老实，说话轻言细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睡地铺，没有一丁点儿千金小姐的脾气。”谈起昔日的同事、谷文昌的大女儿谷哲慧，东山县铜陵镇71岁的老人陈炳文仍然印象深刻。
　　1963年，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陈炳文说：“几个月后才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我们都以为她在临时工岗位只是锻炼锻炼，很快就会转正、提干，没想到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她用了15年。”
　　1964年，谷文昌调到福州任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此后，谷哲慧还有多次机会转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转正。谷文昌身边的工作人员潘进福、朱财茂说：“谷书记公私分明，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牟利，他的5个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没有沾过父亲的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目前，除了小儿子谷豫东在漳州市中山公园服务中心担任一名普通员工，谷文昌的其他4个子女都已退休：大女儿谷哲慧、三女儿谷哲芬到退休时都只是副主任科员，大儿子谷豫闽退休时是厦门检验检疫局调研员，四女儿谷哲英退休时是漳州市工商局的一般职工。
　　“简朴清贫、为民奉献是最大的家教”
　　谷哲芬说：“父亲很少说教，也没留下什么家书、家训，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萍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
　　谷豫东说：“父母一辈子清贫、朴素，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值钱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父母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
　　谷豫东在东山工作时，家里甚至没有饭桌，吃饭就在县政府大院宿舍露天的石桌上，遇到下雨，家里人只能端着碗在屋檐下吃饭。在子女的记忆中，小时候一周见不到父亲几次。谷哲芬说：“早上起床时他已经出门了，晚上睡觉时还没回来，有时一连好几天都在乡下。”
　　解放初期东山县风沙肆虐，气候恶劣，谷文昌全身心扑在了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上。谷文昌的警卫员潘进程说：“谷书记起早摸黑，废寝忘食，下乡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喂猪的厚叶菜，晚上睡在群众家里，在地板上铺上稻草就打地铺，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
　　谷豫东说：“有时父亲好不容易在家，仍然不时有群众找上门来反映困难，父亲总是热情接待，还经常留困难群众吃饭。没有多余口粮，家人就得饿肚子，有时看着群众吃饭，我们几个孩子都会流口水。”
　　受谷文昌影响，他的子女从来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真诚待人。
　　东山陈城镇72岁村民陈志英是谷豫闽的初中同学，几十年来，两位老同学一直保持交往。他说：“豫闽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一生朴素、节俭，到老了住的房子也不大，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家具。”
　　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解放初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谷文昌去世后，史英萍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7年多时间里，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两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
　　让好家风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传家宝”
　　在东山，清明时节“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经成为风俗。谷文昌纪念馆工作人员林秋华告诉记者，清明前后，来这里祭拜谷文昌的群众平均每天在百人左右。
　　谷文昌身边的多位干部群众在受访时说，谷文昌去世后，子女在平凡的岗位自食其力，没有向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提过关于个人的任何要求，也没有接受过组织的任何特殊照顾，没有打着谷文昌的旗号谋私利。
　　谷哲慧说：“以前对父亲有怨言，小时候一周见不到父亲几次，长大以后在工作和个人待遇上也没‘沾到光’，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子女都不帮，甚至还要‘阻挠’。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他了，他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群众的人。看到东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看到人民群众这么爱戴他，我们感到很骄傲，也会让谷家的好家风一直传承下去。”（郑良）
　　（摘自2018年第11期《公民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