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
　　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有一次，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引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粗浅。
　　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摘自2018年第5期《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