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入党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元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纵论天下大事。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6年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进入津市、澧州。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30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逸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过的新鲜事,感到十分兴奋。
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绍给全体官兵。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对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觉得一条新路就在脚下了。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而是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拜会了贺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座。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听到了大笑起来。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个总指挥呢?他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定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考验进一步证明了贺龙对党的忠诚。不久,贺龙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热的心。
(摘自1999年第8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十年征战十年探索——贺龙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